媒体称观测点减少致汶川地震前宏观异常很少

　　“为什么汶川8.0级地震前宏观异常很少呢？宏观观测点十几年来的不断减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王旭光

　　今年5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正式施行，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曾在24年前遭到清理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予以肯定，并将其纳入国家地震监测和预防体系。

　　这部法律的第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第三十条规定：“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增加地震监测台网密度，组织做好震情跟踪、流动观测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观测以及群测群防工作，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时值汶川地震一周年和“5·12”全国首个防灾减灾日前夕，这部法律的施行引起各方关注。

　　“宏观观测点十几年来的不断减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为什么汶川8.0级地震前宏观异常很少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广大人民群众地震知识不足、长期没有发生较大地震以致思想麻痹、震中地区居民相对较少、宏观异常报送管道不畅等。但是，宏观观测点的不断减少，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防震减灾法》对群测群防的表述，可望改变赵文津忧虑的状况。

　　“群测群防，能起到作用，但是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向本刊记者强调，“汶川地震前，当时的宏观预防覆盖不是很大。现在宏观测报点越来越多，但必须保证观测前兆现象的质量。”

　　一位群测群防员的九年坚守

　　去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瞭望》新闻周刊以《为人类而探索地震的奥秘》为题，对北京市大兴区地震局所属的采育中学群测群防点、房山区电业中学群测群防点进行了报道。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又对这两处群测群防点进行了回访。

　　4月30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大兴区地震局，邓宝银局长说，这一年来政府对地震部门更加重视了，这反映在地震局的运行费、宣传费都进入了财政预算，而以前每年解决人头费也要专门向上打报告。

　　“杨堤观测台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开裂，这回就可以迅速翻建了。”大兴区地震局副局长韩殿鹏说。

　　邓宝银拿起放在桌上的新出版的《防震减灾法》。她说，现在减灾教育已进入学校，地震局工作人员要去学校讲授防震减灾知识。汶川地震后，局里花费6万元印制了宣传材料，向成年人发放防震减灾扑克，给学生提供防震减灾小速记本，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带来了良好效果。

　　大兴区地震局加强了对本区内学校、医院等重大生命线工程的安全评价工作。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还将举办为期一周的系列活动，集中向大兴区居民宣传防震减灾知识。

　　记者一行驱车40分钟赶到采育中学。采育中学原校址，仍是一座废园，草木更加高大。大门紧闭，去年来开门的值守老人已不见踪影。

　　群测群防员王剑老师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赶到了。在过去一年，王剑一天两次一个人穿过整座废弃的校园，来到偏处于废园深处的观测站。这已是他持续观测的第九年。

　　王剑说，补助没有变，还是一个月150元，有事也会让别人替。王剑用来观测并做记录的是一台叫“压磁应力仪”，这台仪器是由中国地震局副研究员黄相宁研制的。

　　王剑还记得2002年黄相宁老人带了两位助手，为学校安装仪器，给他讲解时，讲得很细。2002年后，这台仪器没有出过毛病。地震局系统的强震仪则经过了多次检修。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大兴区一共死亡14人，是北京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地区。这也是采育中学建立地震观测站的原因所在。

　　王剑对地震并没有更多了解，只是执著地记录，这一年没有别的变化。至于这一天两次、坚持九年，他只是说，这是学校安排的。

　　将近一年不见，王剑的生活似乎有所改善。他解释说，这辆价值3000元的摩托是借来的，平时，他还是骑三四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往于新旧校区。“今天听说你们来，为赶时间，所以借了同事的摩托。”

　　他骑着摩托很快离去，他还要赶回去给学生们上课。

　　 “地震探测室”的设备有了更新

　　绿树掩映的房山电业中学依旧整洁静谧，刘根深老师的“地震探测室”门前，墙上那两列金字——“为了人类的生存，去探索地震的奥秘”，依然夺人眼目。

　　汶川地震发生后，刘根深的监测更加仔细。这位64岁的老人一天三次来到学校的监测室观察。作为一项探索，他还在2007年11月到2008年11月的一年间，做了三级以上的地震的预测实验。

　　在过去的一年里，“地震探测室”设备又有了更新，新购进两台电脑、一个扫描仪，还购买了一台UPS，作为仪器的后备电源，它可以在断电状态持续供电48小时。有一次，电业中学停电了，“地震探测室”的仪器观测并没有因此中断信号。

　　原来主管“地震探测室”的孙校长已经退休，接替孙校长的是电业中学教研室主任崔宏静，她说，电业中学非常重视监测室的工作，多年来为监测站已投入接近百万元。

　　2003年8月，地震研究者孙威向电业中学捐赠了他研制的第一台SW地震仪。刘根深说，SW地震仪在电业中学得到使用，也使地震专业部门知道了这种仪器，现在中国地震局系统已有多家单位使用SW地震仪。

　　崔宏静说，上个月电业中学刚刚进行了一次地震演习，全校1300名学生都参加了，学生们全部撤出教学楼只用了3分钟。每天，学生们做课间操时所走的路线就是演习时的路线。

　　汶川地震一周年和“5·12”全国首个防灾减灾日之际，电业中学将与房山区红十字会、消防局、卫生局等单位，就避震疏散、逃生、自救互救进行联合演习。同学们还将演练搭建帐篷，最后举行悼念仪式。

　　现在，防震减灾常识已经纳入电业中学课程，每学期还有至少8小时的防震减灾课程供学生们选修。电业中学的操场还将建成为区域避难所，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展开。

　　刘根深对本刊记者说，以后，如果真的退休了，他也要在家搞监测，孙威已答应他，到时会再送给他一套仪器。

　　“土仪器”又摆了出来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评价说，采育中学和电业中学这两处群测群防点，“反映了有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途径”。

　　1966年邢台地震后，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土仪器”、“土设备”预报地震。

　　1976年唐山地震后，许多专业部门也参与其中，成为群测群防的一部分，使用的也都是“土仪器”、“土设备”。

　　唐山地震后，中国科学院号召各研究所把实验室能观测地震前兆的仪器拿出来。当时高建国所在的物理研究所有83人参加地震工作，其中从1976年至1983年，他们在北京密云、昌平的山洞里，利用激光锁相应变仪观测岩石伸缩，精度是10的负八次方，比中国地震局最好的仪器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群测群防在上世纪80年代遭遇挫折，被认为“不切实际地夸大土仪器、土手段和群测群防的作用，其结果造成了地震队伍思想的混乱，既不能通过实践提高群众队伍的科学性，又影响了专业队伍作用的发挥”。

　　《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披露，“经过广大群测队伍近三年的努力，到1985年全国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在观测、实验、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进行了清理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共有5688个，占现有观测点数的77.6%；清理了仪器7174台；参加清理的工作人员有4575人次。”

　　高建国说，清理了这批群测群防力量，是相当可惜的，因为群测群防不是一个文件、一个号召就可以恢复的，“它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积蓄的力量的反映”。

　　“地球这么大，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再多的科学观测站也不算多。1975年海城地震时，我们走群众路线，把邢台地震时总结的大量经验，通过大量的科普图片颁发到农村、工厂、城市、社区，让群众了解到了地震基本常识。千千万万的群众把他们看到的异常情况，反映到政府，再结合专家的观测、群测点的观测，进行综合，才取得了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

　　采育中学地震观测室有一张空桌子，那上面曾经摆着一台地震观测仪器——“751”，它是唐山大地震后观测室一直使用的仪器。1985年，“土地电、土地磁、土应力”被认为是不科学的，“751”退出了采育中学。

　　2002年，为恢复这个群测群防点，大兴区地震局又在这个观测点上安装了“三土”——这就是黄相宁工作组研制的压磁应力仪。

　　黄相宁告诉本刊记者，“三土”便于观测，投资又少，对观测人员的要求不高，“事实上人人都能观测与记录”。

　　韩殿鹏说，“2007年日本专家到大兴区地震局考察，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的群测群防，是领先日本防震减灾工作的，日本很难有这样工作的开展。”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