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档案局调研员：为凋亡生命存档(图)

姬勇

　　男，52岁，成都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地震后，他和同事一起收集遇难学生遗物，在档案馆立档。

　　以“生命尊严”的名义，将那些在地震中匆匆凋亡的稚嫩生命的遗物保存下来，将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作业本、日记、球拍、视频，永久存身于档案馆。这是成都市档案馆调研员姬勇震后的选择和行动。

　　编号365

　　一排竖立的档案柜，循着锲入地面的轨道，被徐徐开启。

　　一本、两本、三本……每次一本，姬勇顺序抽出柜架上列放的簇新档案夹。他是成都市档案局调研员。

　　档案夹上，全宗编号均为：365。

　　365，只是一个没有特别寓意的序列号，它可以是一年中的天数，或者别的什么，但对于许多孩子而言，这个编号，是他们的一生——

　　一张如花儿般美丽绽放的笑脸、一帧定格于2008年5月12日前的日记、一篇充满童真想象的作文、一份地震前才批阅完的试卷、一个少女的共青团团员证、一摞奖状……

　　这些档案，它们的主人是地震中遇难的孩子——都江堰新建小学和聚源中学的学生。

　　来到档案馆之前，它们原本散落在震后的废墟里，散落在沾满泥淖的书包里，散落在爸爸妈妈一时哀伤无力的手心里，散落在香烛素纸的漫漫追思里……

　　姬勇小心翼翼地，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打开档案夹。

　　“没有汶川大地震，这些孩子们还会继续书写，继续画他们的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画家，会成为诗人，可是地震发生了，他们花一样的生命终结了，留给我们的，除了悲痛以外，我想，还应该包括这些孩子美好的一面，因为，他们曾经是那么鲜活地存在过。”

　　他们姓甚名谁

　　第一件被存放到档案馆的遗物，是一位记者上门交给姬勇的。那是一个叫杨萍的学生画的奥运福娃。

　　《成都晚报》记者傅艳震后采访时，杨萍父母带她看了女儿生前的房间。那是一个被绘画张贴得花花绿绿的小房间，画是杨萍画的，有反映环境保护的，有关于北京奥运的。

　　傅艳想保存一幅画。“她爸爸妈妈当时是很欣慰的一种表情，没有任何不舍，完全就是很意外。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愿意留存他女儿的一幅画，立刻就说所有的画你选，都可以。”

　　傅艳突然被触动了。她后来在成都市档案馆对姬勇这样表述：“一百年乃至更久远的时间之后，如果后人查阅汶川大地震时，在档案馆里面发现了一幅小朋友的画，画的是福娃，你说，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一刻，姬勇形容自己像是被一道光轰然击中。

　　“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是谁？姓甚名谁？他们曾有过怎样的年华？我们是国家的档案馆，为什么没想到主动收留这些死难孩子的遗物呢？”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档案收集管理工作，姬勇打交道的对象，是党政机关的各类红头文件、各种官方资料。记录普通人的档案，几乎没有。档案，成了柜架里冰冷的数据。

　　可是，生命原本是那般鲜活啊。

　　姬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意识到，大灾当前，他们其实可以更加有所为，“不然，若干年之后，也许我们都不在了，后人会拷问，那场大地震中死难的人，他们是谁？你们为何不在档案中记录下他们？”

　　而实际上也是，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有关部门曾征集地震档案，但时过境迁，大多数与那场浩劫有关的记忆碎片早已零落，能征集来的，只剩了残缺的数字和寥寥的人名，失魂落魄，不知归路。

　　灾难记录

　　5月下旬开始，姬勇一行出现在聚源中学和都江堰新建小学。他们要为死难的学生，立档。

　　一座坍塌的三层教学楼废墟前，学生家长、救援人员，黑压压地站了两三千人，不断有学生家长撕心裂肺地哭喊，空气中弥漫着消毒药水的呛人味道。姬勇和同事们只能先和这些家长们耐心沟通，慢慢赢得他们的信任。

　　一位叫周乐康的家长，是一位农民，他的儿子周静波，一个有着绘画天赋的优秀特长生，倒在废墟下没能出来。得知姬勇的来意后，这位父亲仍十分不解地问：“我们是农民，国家的档案馆真要收这些东西呀？”

　　姬勇郑重相告：“你也知道，5月19日那天，全国人民都在为遇难的同胞默哀，国旗也为所有离去的生命降下了半旗，这是国家对所有遇难生命的尊重。我们来这里收集和地震有关的档案，就是要通过真实的实物，记录下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纪念包括你儿子在内的所有生命。”

　　一张没有填写完毕的奖状，是周静波留给父母唯一的遗物。周父把它交给了姬勇。

　　抹着泪的家长们闻讯渐渐聚拢而来。虽有不舍，许多人还是递上了孩子的遗物，“只要对记录历史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姬勇为遗物登记造册。照片、绘画、作文、日记，每一件遗物的登记表，都对应着家长的详细信息，像是为迷途的孩子留了回家的路。

　　对死者的尊重

　　姬勇禁不住会痛惜，很多有意义的遗物，已经被家长们在祭奠时烧掉了，或者被其他收藏者捷足先登收走了。

　　在聚源中学，看到一家民间机构的人在废墟上翻翻捡捡，他就忍不住上前说上几句：“这不是捡垃圾，你们应该登记造册，让家长们知晓。这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许多时候，他都是眼里带泪，接收下一件件遗物。

　　遇难学生胡娟，她爸爸妈妈把她很多遗物都烧掉了，只留了两件：一件是她的共青团团证，另一件是她的一篇获优秀奖的作文，叫《父母的爱》。最开始，胡娟妈妈拒绝了姬勇的捐赠请求。

　　她说，孩子小，还没有身份证，“她到了那边世界后，别人不认识她，把这个团证和她的作文放到她的骨灰盒里边，别人就认识她了，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也知道她是个乖孩子，爱爸爸妈妈的。”

　　姬勇愣了一会儿，他不忍心了，“如果换成我，没有人来找我，没有国家的档案馆来找我的话，我也会和你们一样，把孩子留下的东西好好地存放在骨灰盒里。”

　　这位母亲没有再说话，她翻看团证，一直看着孩子的照片，一直看。最后，把它合上，递给姬勇，“你们拿去保管吧。”

　　那一刻，姬勇说，他真的没敢单手去接，他觉得其中承载的，太重了。

　　办完造册手续后，胡娟妈妈突然说，能让我再看看吗？姬勇马上会意，“没问题，快，把盒子打开。”这位母亲再次翻开团证，用手摸着她女儿的照片，一遍遍摸……

　　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姬勇说，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来档案馆，看你的女儿。

　　心理抚慰

　　档案馆与亲人留存逝者遗物，二者最大的不同，在姬勇看来，前者是国家行为，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生命表达尊重，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这本身就会是一种心理抚慰。而且，存身档案馆，那些流落的情感记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记录历史，百年钩沉。

　　心理抚慰，姬勇和同事们在收存遗物时，也在刻意为之。他们会对家长们说：

　　“孩子不是在作文里说要做个坚强的人吗？那他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妈妈是坚强的母亲。”

　　“好好地生活下去，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纪念。”

　　……

　　谢鑫婧，长得有些像《长江七号》中的小女主角，遇难时刚刚10岁。父亲谢家强是一个水电维修工，他接受不了女儿离去的事实。姬勇了解到，最开始的那段时间，谢家强晚上睡不着觉，经常悄悄地起来，去院子里偷偷地哭，吸烟，似乎还在写什么东西，写了揉掉，然后再写。

　　他写的，是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写给女儿。上面的字，密密麻麻。

　　姬勇见到他时，他两只手的手指皮开肉绽——震后，他疯狂地用手刨废墟，想把女儿救出来。姬勇搂了搂他的肩：“凭你这双手，你够格了，我也是父亲，但灾难这次实在太大了……”

　　这位父亲哇地一下哭了，他抱紧姬勇，一下一下地捶他后背。哭过了，他从床板下取出那封信，希望档案馆能收藏。

　　后来，这位父亲又把姬勇拉到旁边，和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得坚强起来，四川话讲雄起，我不能再让我爱人为我操心了。”

　　后来姬勇再见到夫妇俩时，他们说打算要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来档案馆看看，让他（她）知道，曾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姐姐。

　　花落知多少

　　目前为止，档案馆收集的遗物共有500多件。

　　相对于整个灾区几千名学生的死亡，这个数目太低了。这是姬勇最大的遗憾。“档案工作是属地管理，人力、财力，再加上一些你们不知道的因素，我们几个人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现在，如果家长送遗物过来，档案馆仍会收存，不会设置截止期限。“因为记忆没有期限。”姬勇说。

　　经此一遭，姬勇常常禁不住想，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我们的思维和观念，是否还能更开放一些，除了保管好各级党委政府的档案外，是否也能把地震的亲历者和遇难者，也系统地纳入视线？

　　姬勇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把这些档案搬出来，做防虫、防霉变处理。那些孩子们，像是又被集中管起来了。

　　在做日常维护时，姬勇也会翻开档案夹，再一个个看看孩子们——

　　曾雨朦的绘画日记，里面有花草、许多孩子，还有小动物、家。她说，“今天老师宣布了当班干部的名单，可是没有我的名字，我很难过。当时我想，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就是我字写得不好，爱说话，只要我改正就有希望。”

　　“今天老师说要开家长会，我一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怕老师说我上课不认真。”

　　刘星宇，喜欢古诗，喜欢绘画。档案里，一张贺卡上面写着“妈妈，节日快乐！”5月11日把贺卡放在书包里，当天他忘了给妈妈，地震后，妈妈才在孩子书包里看到。

　　张怡佳的练字本上，抄写着古诗。最后一篇，停留在了去年5月6日。那是一首《春眠》——“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花落知多少，姬勇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