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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以河南省法院系统的改革实践为批评对象，许多学者都对新一轮司法改革发表了意见。出于强烈的情感偏好或者学派偏好，一些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存在与事实和常理相悖的“过于执”的地方。
河南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质疑：“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么？”他认为：“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在《人民喜欢法官高高在上》等多篇文章中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秋风先生论点和论据之一是：“人类各个文明中，负责审理案件的所有官员，其实都有一套威仪。”“包括英格兰在内欧洲各国法官之所以戴头套，穿法袍，并且坐在高高在上的法官席上……”——已经为何兵教授用事实驳倒：“我在瑞典考察时亲眼所见，法官们不仅没有法袍，而且连制服都没有！法官没有，检察官没有，律师也没有！他们全都便装上庭。不仅如此，法庭上连国徽都没有！”他又引用学者王小红的报告说：“芬兰行政法院的法庭布置非常简单，法官没有法袍或者其他特殊服饰，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也没有太多的形式性规定。这些特点都有助于司法贴近社会生活，增加普通民众对法院的亲近感，减少法院审判的神秘性。”
何兵甚至下了一个令很多钟情英美法系的学者难以下咽的断语：“我的研究表明，人民最满意的司法，根本就不在身着法袍、头戴假发的英美，而是在北欧——至少不比英美差。”
其实，即使在英美法系内部，秋风先生的说法也属于一种自己偏爱的“想当然”。他说：“法官的威仪旨在达成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让法官明白自己的角色，从道德上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法官高高在上，也让当事人、让旁观者心里有底。”
本来，法官因为拥有裁断权而天然地“高高在上”，但也因此天然地让当事人、旁观者以及立法的民众“心里没底”。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是基于对法官“高高在上”的权力不信任，而发明出来的。也正是由于人民不放心法官“高高在上”，英美法系国家才要请出那么一大群根本不懂法的“庸众”来断案。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席上，“普通群众”最多只能“参审”，其便装出庭的法官，倒比“高高在上”的英美同行更能主导判决结果。
秋风先生还有一个理由：“对于不同权力部门的公职人员，民众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比如，对于民意代表，民众肯定希望、要求他到民众中，直接听取民众意见，把自己的意见带进民意机构，融入法律。”他认为，法官既然并非民意代表，所以他们就不必走群众路线，而应该面对群众“高高在上”。
其实，这一认知也与美国司法的实际情形不符。很多中国学者，反复向民众普及的“常识”是：美国法官是任命制加终身制的，因而能够不受官员和民意左右。而实际上，任命制、终身制法官，只占美国法官队伍的一小部分。一直到上世纪末，美国50个州中，有45个州实行的是法官选举制和任期制。实行任命制和终身制的，只是联邦系统的大约700名法官和极少数地方法官而已。绝大多数的地方法官，如果敢于面对选民“高高在上”，不走群众路线，是绝无可能选上的。1993年，加州最高法院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3位大法官竞选连任失败，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反对适用死刑，“选民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在与法袍问题相关联的“法官专业化”讨论中，也有一个误解：似乎在英美，只有非常资深的法学、法律专业人士才可以担任法官。实际上，“在法国和其它欧洲大陆国家，所有的法官——除了少数微不足道的例外——都取得了法学学位，通常是由大学授予的。在英国则相反，相当数量的诉讼案件是向外行提出的，即向陪审员或者治安法官、仲裁员、行政委员会或劳资纠纷法庭的成员提出的。”（见贺卫方教授参与翻译的《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一书）
更严格意义上的“法官专业化”，即法官基本只在法院内部成长、提拔，与其他的Lawyer们少有交流，还真只有大陆法系才这么干。据统计，美国有史以来担任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先生、女士们，任该职以前就已经是法官的，还不到总数一半。直到三四十年以前，美国大多数地方对于法官的候选资格，还没有教育与从业背景的限制，许多当选的地方法官并不怎么懂法，而只是多数民众信任的“公道人”罢了。
有的学者，把美国从立国之初到南北战争前的那段时间，以“财产权大于人权”、“州权大于人权”为宪法原则的历史，也都描述为“宪政”与“法治”的天堂，当不至于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尚没有普遍强制实行“法官专业化”的美国，就已经不值得中国学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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