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副市长谢志春在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稿
在这份名为《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我市人口计生工作水平》的讲稿上，标注的发言人为副市长谢志春
据中国之声7时31分报道，近日，有网友在华声论坛曝光的一份耒阳市主管计生工作的副市长谢志春在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稿，引发了社会各界一片哗然。讲稿中，谢志春怒斥该市在计生工作中弄虚作假，甚至花钱守在医院门口买些“三陪”小姐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以完成任务。
在这份名为《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我市人口计生工作水平》的讲稿上，标注的发言人为副市长谢志春
造假行为源于层层下达“计生”任务 昨天，针对网友在论坛曝光的这份讲稿，耒阳市计生局办公室黄主任确认了讲稿的真实性，并表示，这份讲稿是当地计生局起草的。
那么，耒阳市计生工作中是否真的存在“买三陪小姐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以完成任务”的现象？为此，昨晚《新闻纵横》值班编辑经多方努力，最后拨通了耒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谭财余的电话，谭财余坦言，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专家观点
记者：“在媒体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咱们耒阳当地找这个三陪女做引流，这个消息您看没看到？”
谭财余：“这个信息并不完全是三陪女人，他是守在医院的门口，有的意外怀孕的，拿过去的有这个指标，并不是全部的找三陪女人，在医院门口有这个事儿。”
记者：“不管是谁来做这个事，这个造假是不对的？”
谭财余：“对，发生之这个事以后，我们谢副市长在会上要严重的整治这个事情，不能造假的，应该是杜绝这种造假的行为。”
既然耒阳的计生工作中确实存在买人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以完成任务的现象，那么，又是什么催生了当地这一造假行为呢？耒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谭财余指出，起因是层层下达的“计生”任务。
记者：“这个是处于什么原因才会找这些人来造假的呢？”
谭财余“每一个人要做引流产手术是有指标的。”
记者：“有指标是吧？”
谭财余“对，你乡镇有多少个是这么算的。”
记者：“这个指标是谁给下达的？”
谭财余“耒阳上级下达的。”
记者：“什么指标？”
谭财余“每一个地方，他里面有领导的指标，你不能生产的，引流流产的指标。”
记者：“为了要有这样的一个指标？”
谭财余“是避免低生育的。”
在这份名为《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我市人口计生工作水平》的讲稿上，标注的发言人为副市长谢志春
并非普遍现象 发现问题将严查
耒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谭财余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耒阳市一直在严肃查处计生工作中个别干部和工作人员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但这种情况在耒阳并非普遍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在耒阳有，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中国之声连线中央台驻湖南记者邓文辉，更详细的了解了此事。
主持人：“邓文辉你好。”
邓文辉：“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耒阳市计生工作中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被揭露出来，是因为耒阳市主管计生工作的副市长谢志春在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稿被晒在了网上。讲稿中关于“花钱守在医院门口买些"三陪"小姐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以完成任务”的内容被广泛关注。那么，耒阳市副副市长谢志春在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到底是怎么说的？”
邓文辉：“好的，他是说目前是基层工作作风不实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相当一部分基层领导和基层干部工作作风飘浮，弄虚作假的现象严重，有的是对基层工作没有真正的落实，常常以虚假的数据来应付，有很多数据都是假的，社会抚养服务是假的，基层服务正做的引流手术也有一部分人是假的，在医院门口，花钱买来的三陪小姐来冒名顶替做流产手术的。”
主持人：“这种现象在耒阳市是像当地计生局所说的只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存在？”
邓文辉：“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个别现象，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些工作被动的基层干部，他怕受到批评，就虚报工作记录的一个情况。”
主持人：“目前，当地政府部门针对这件事情是否有更详细的解释？”
邓文辉：“对于媒体公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昨天耒阳市政府就发了一封书面回应，表示，当初是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今年是为了强化全员目标，使得每个基层干部的管理，为了防止少数的基层干部上报虚假，并推行实名上报制，这些举措有利的推动了落实，当时还受到了湖南省计生委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但是有个别的干部说不会做细致的工作，难以完成这个基层工作的任务，因此就出现了那个请三陪小姐来做这个引流手术，目前耒阳市对这些单位进行了调查，经过查实以后有关部门将进行严厉的处理。”
专家点评：失去真实性和科学性的指标将毫无意义
针对耒阳市计生部门“花钱买三陪小姐冒名顶替做引流产手术”这一行为，一些网友对少数人弄虚作假的做法给予批评和痛斥，也一些网友对耒阳市副市长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的做法表示支持。那么，层层下达的包括“计生”在内的种种指标如何科学有效地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又如何避免此类因高悬的指标而催生出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呢？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丁兆林认为：不管什么指标，失去真实性和科学性，就会变得毫无意义、适得其反。
丁兆林：“上级政府的一个指标它的下达是粗浅的，或者是没有经过仔细的调查，或者是为了政绩工程的一个数字要求，而下达这个指标，对于下级政府它要完成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他需要有一个计划生育或者是流产的一些指标，但是对于下层的政府来讲，他没有对上级政府直接的影响的权利，他也只能是服从，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因为上面的指标下达的不够科学规范，那么，下级应付上级指标的行为也不是很规范，甚至是弄虚作假，如果个仅仅是来自与上级某一个领导一时的掌管意识，实际上对下级的工作也会造成巨大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下级用弄虚作假的方式来应付上级的可能性。”
“治虚打假”固然重要，可是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却很可能会越打越多。丁兆林认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全年工作目标的时候，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权威。
丁兆林：“有些当地政府的一些个别部门，它在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它的这种态度看起来是比较消极的，他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制定一个指标，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都按照这个指标来完成，另外一点就是之上的问题，政府本身的这种监督和检测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位的，在一些比较成熟的政府机制上，政府的行为到底做的好还是不好，它是由第三机构来检测的，比如说人大，它代有一些专业性质，协助政府把工作做的更好，但是现在我们的机制是处于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从态度从能力从机制上它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没有办法一下子根除，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本质出现在哪里，我想这个会慢慢得到一种缓解或者是遏制的。”
(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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