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与孩子在一起，一些能勉强发音的孩子都叫她“妈妈”。
浙江在线05月15日讯五六间办公室改造成的儿童卧室和教室，老师的卧室横七竖八地被“安插”在教室、开水间、杂物间里，楼顶平台改成了教师办公室、洗衣房，办公室走廊里装上了洗手槽，楼道里还被安装了简易橱柜……
看这些文字的描述就可以想象条件有多么艰难，这里是“浙江中医学院耳聋康复研究所滨江语训实验基地”。当然，这里不是滨江区，而是下城区东新路424号一座4层办公楼的顶楼，一所尚未取得有效身份的社会力量办学的聋儿康复中心。
后天就是全国第十九个助残日，知道陈小玲的故事纯属偶然。但知道了，我的心怎么也放不下。
“黑户”其事
听到聋儿说话，她笑了 5月12日，记者来到这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下楼迎接，深陷的眼眶，疲惫的身影，她就是陈小玲，今年37岁。
聋儿语言训练，陈小玲入行是在1995年，转折点则是在2004年。当时，从义乌跑到杭州工作的她，接到了湖州一位语训班负责人的电话，说他那个只有五六个聋儿的语训班，因种种原因，想以两万元的转让费转给她。
身为出租车司机的丈夫惊讶地问，这两万元的转让费，一直就不富裕的家里怎么拿得出来？陈小玲信心满满地说，前任负责人借了她两万，说先欠着，慢慢还。于是，她丢下孩子，丢下老公，一个人跑到湖州办班去了，那时候，她孩子才3岁。
那两万元的转让费，陈小玲用了近两年才还清，可她觉得很开心，因为让聋儿说话，是她喜欢做的事。2005年的一次全省聋儿演讲比赛中，她的学生还获了集体一等奖。
“我们这里是抢救型的教学，这里的大多数孩子都错过了2岁这个最佳语训时期，最迟到8岁才送过来，他们很可能因为耳聋而无法说话，我们要赶在听力完全丧失前，通过专业的训练帮助他们学会说话。”她说。
滑梯没了，孩子哭了 过了两年，她开始想念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她的语训班回到了杭州，就是现在的“小铃儿”，当时，班里的孩子已经增加到20多个。
在杭州滨江区，她花1100元在一个新居民小区租了一个三室一厅，小区里还有花园，有孩子们喜欢的滑梯。
由于身在居民楼，近20个孩子一起发声，声音很大，楼上楼下意见很大。
2007年6月，陈小玲不得不继续物色新的教学场所。
杭州市下城区残联听说了这件事，把办公楼的4楼租给了她。陈老师很感激，她把走廊过道里通上水管，装上一排小水槽。办公室改造成了卧室、教室。4楼通向楼顶平台的过道，改造成了寄宿孩子的行李间、放了一张书桌。
第一天搬到新家的时候，有的孩子哭了，说滑梯没有了。
前几天，杭州的最高温度都超过了30摄氏度，作为活动场所的楼顶平台被晒得发烫，孩子们也就不能上去活动。
50万元注册资金，她拿不出 “我当然很想让小铃儿有营业执照。”她说，她这几年来，跑过很多部门，民政局、工商局不知去了多少趟。
工商称，要有50万元的注册资金，还要另缴押金；民政部门表示，陈老师的机构，必须有个上级主管单位，否则也不能批。
这些，陈老师都做不到。
如今，唯一能证明小铃儿“合理存在”的，是一块“浙江中医学院耳聋康复研究所滨江语训实验基地”的牌子，尽管他们已经离开滨江区很久。
研究所的负责人，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院长王永华，为班里的孩子募捐了统一的班服、时不时介绍大学生志愿者过去帮忙教学。
目前，语训班里有28个孩子。语训费用每月900元，孩子是全托，吃住睡都包括在内。这是小铃儿运转的唯一资金来源，每月25200元。
但需要支付的似乎更多。教职员工(不包括她本人)共8人，工资1500元每人，这是大头，共计12000元；28个孩子一日三餐，8000元；每月电费1000元；场地月租费3000元。
这样算下来，每月盈余差不多只有1000多元。
班级里的各类硬件，比如课桌添置、电器等等，都要靠这笔钱来支付。所以，陈小玲常常要倒贴。
身穿印有“请和我说话”字样校服的聋哑孩子，他们非常需要大量的语言训练。
各方说法
大学教授： 挂靠是一种无奈 王永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聋儿康复训练研究，现任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院长、浙江中医药大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浙江省重点扶植学科的青年学科带头人。
“陈老师该不该做"黑户"，应该看她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社会有益，是不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他说，而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相比于公办的语训教师，陈老师他们走得太艰难、太无奈了。”他说，民办聋儿语训点，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是很难发展的。
“为什么不能尝试"民办公助"呢？”他说，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助，从扶持公益角度，工商部门也应该考虑降低注册资金的门槛。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民办语训学校找一个“娘家”、一家主管单位。但由于每个城区的福利待遇首先面向的是本区的孩子，外来的聋儿无法享受这一政策，民办语训点生源过于“宽”，导致了“娘家”难找，王永华说。
曾有三家聋儿语训点，挂靠在公办的杭州市聋儿康复中心的名下，说到挂靠的原因，市聋儿康复中心的董红谊说出了“无奈”两个字。她表示，因为种种原因，语训点大多很难拿到独立的营业执照，挂靠，是这些民办语训点一种无奈的立足方式。
目前仅一家几年前被杭州市残联转正，成为“有娘家”的、规模较大的民办语训点，另外两家前景堪忧。
董老师说，目前杭州公办语训学校很少，招生名额只有数十人，而且是日托班，家长每天接送，带来不少困难。
没执照，就是“黑户”，说得再严重些，还可能因为非法被取缔，所以民办语训机构，一直在萎缩……
残联： 能否尝试“民办公助” 当时，陈老师和她的语训部实在无处可去，下城区残联了解了她的困境之后，将办公楼四楼租给她做临时教学地点，象征性收取房租3000元一个月。
“聋儿康复语训点本身就很少，其中公办的也少。”杭州下城区残联理事长张圣地说，陈老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辅导效果也不错，家长也满意，可惜一直没有执照。
今年年底，下城区残联可能会迁至石桥的杨家村，“我们租用了那里很宽敞的一幢办公楼，我们也希望陈老师能把语训点建到那边去，那边孩子有活动场所，硬件设施应该说是省里一流的。
如果陈老师招收了下城区的聋哑孩子，下城区会考虑对这些孩子给予费用补助。
“怎么样做"民办公助"这件事，我们也在思考。”张圣地表示。
记者手记
“身份证”在何方 这次拜访，纯属意外。
从上周开始，杭州的最高温度都突破了30多摄氏度，浙江工商大学公管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叶涛联系记者说，这个语训点很困难，在一个温度35摄氏度的中午，20多个小朋友睡在朝西的房间里，阳光透着窗帘射进来，没有电扇。
叶涛说，说不定报纸登了，会有人捐电扇。
周二，记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过去。虽然是家苦于拿不到“身份证”、两度搬迁的聋儿语训班，但这里的孩子，很可爱。
每个孩子都抱着陈小玲叫“妈妈”，见到陌生人，孩子会打招呼，口齿不清地说阿姨好，还会抱着你不放，这在聋儿当中，并不多见，聋儿大多有些自闭。
除了给聋儿做培训，陈小玲似乎对一切都是那么容易满足，她告诉记者，她“有车有房，生活美满”，当然，房子，是公公婆婆的回迁房；车子，是老公的出租车。
但是她也怕有一天，这个班转不下去了，“我只是不希望看到那样的一天，我不希望这些孩子就这样被遣散。”
那么，能给她一个合法身份的出路在何方？报道过后，我们会期待到社会力量的资助吗？有关部门会在法律范围内给陈小玲们特事特办吗？
作者： 杨影 骆晓磊 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来源：浙江在线)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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