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从清洁工到囚徒的10小时逆转(图)

梁丽将纸箱放置在这个残疾人厕所将近6个小时

梁丽与儿子在老家时的留影

就是在这里，梁丽将装有金饰的纸箱捡走

　　图/文 本报记者 宋毅 高靖 谢孝国

　　去年12月9日，14.5公斤的黄金首饰(警方确认价值261万元)，在10个小时里完成了一次奇妙的“旅程”。

　　当日8时26分，这包原本是企业员工王腾业携带的黄金（用小纸箱包装），被40岁的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当成是别人丢弃的物品。梁丽将纸箱捡到自己的清洁车上，然后推到距离现场79米远的公共厕所旁，托人放入厕所内。14时，梁丽再用自行车将小纸箱推回距离候机楼两公里外的自己家中。

　　4个多小时后，警察来到梁丽家中，梁丽交出物品。随后，她被警方带走。

　　在这10小时之内，梁丽完成了人生中落差最大的角色转换：从一名清洁工到一名囚徒。

　　在这10小时之内，这批黄金首饰经历了怎么样的“旅程”？本报记者回访事件现场，力图重现案发前后的分分秒秒———

　　8时26分：

　　装有14.5公斤金饰的纸箱易手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2008年12月9日8时20分，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为同事顶班的梁丽在候机大厅里打扫卫生。当她走到19号登机柜台时，看到垃圾桶附近有两位女乘客带着一名小孩在嗑瓜子，她们中间有一辆行李车，车上放着一个类似方便面箱的小纸箱。过了五六分钟，梁丽第二次来到垃圾桶旁，见到嗑瓜子的两位女乘客带着孩子急急忙忙跑进安检门，而那个小纸箱还在行李车上。梁丽以为小纸箱是她们丢弃的，左右看看也没有人，就顺手把小纸箱当作丢弃物放到清洁车里。然后梁丽继续在大厅里工作。约9时左右，梁丽来到大厅北侧距案发现场约79米远的16号卫生间旁，对同事曹万义说自己捡到一个纸箱，里面可能是电瓶，委托他将纸箱先放在男性残疾人洗手间内，如果有人认领就还给人家。

　　昨天上午，记者在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二楼出发大厅发现，离19号登机柜台10米远处有一个黄色垃圾桶。据梁丽的同事杨德英和多名清洁工称，梁丽正是在这个垃圾桶旁捡到装有黄金饰品的纸箱，“如果当时是我值班，我也会把这个箱子收起来。因为收拾垃圾是我们的责任，更何况这个箱子就在垃圾桶旁边，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箱子是别人丢弃的东西”。

　　据警方称，垃圾桶距离失主王腾业咨询值班经理的10号台有22米。记者发现，这个距离则完全在一个有着正常视力的人的视野之内。而距离垃圾桶50米左右的候机楼的墙面上，分别安装了两个监控探头，这两个探头能够监控到梁丽从将纸箱捡起到推着清洁车走到厕所的全过程。

　　记者现场测试，从19号登机柜台旁的垃圾桶旁直接走到梁丽存放纸箱的厕所，需要两分钟时间。

　　8时30分：

　　纸箱被放入男性残疾人洗手间

　　据杨德英介绍，当天她的值班地点是16号卫生间的女厕，当时她刚好站在卫生间门口，“大约在8点半，我听到梁丽扯着嗓门喊‘老曹老曹，我捡了个东西’，我就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大嗓门喊，她告诉我说自己捡了一个很重的纸箱，我当时随口问一句，会不会是电瓶？”

　　杨德英称，曹万义当时负责16号洗手间男厕所的卫生，梁就让曹把纸箱放进男性残疾人洗手间。

　　杨德英告诉记者说：“当时老曹要打开纸箱，梁丽不让，说万一有人找过来，是要还给人家的，打开就没有办法（向别人）交待”。

　　记者发现，男性残疾人洗手间是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开放性空间，里面只有一个残疾人专用的马桶和一个洗手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隐藏那个纸箱。

　　9时：

　　警察开始接警找东西

　　据梁丽的领导、玉皇清洁公司主管邓万生介绍，他自己从1994年开始在机场从事保洁工作，和派出所的警察都很熟，他从警方了解到，当时失主王腾业丢失东西报警时，自己也不清楚丢的东西是什么，甚至到底是4箱东西还是5箱东西都不清楚。

　　“他当时多次和公司核实，才知道确实丢了一个箱子，但是警察先是到托运处找，认为箱子有可能卡在哪个角落了，又担心可能会被其他旅客提走，就没有想到会是清洁工人捡走了”。

　　9时40分：

　　同事知道梁丽捡了东西

　　据杨德英介绍，9时40分，是清洁工吃早餐时间，梁丽和多名同事一起在位于三楼的餐厅吃饭，她告诉大家她捡了一个很重的东西，可能是电瓶。

　　昨天，记者找到那间餐厅———三楼靠东北角一个编号为3009的房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靠墙摆放着两排椅子和一个墙柜。在这个空间里，任何人说话都能被一起用餐的人听到。因此，梁丽告诉大家她捡到一个箱子，所有一起用餐的同事都会知道这件事。

　　据杨德英称，曹万义当时也在里面吃饭。听到箱子里面的东西可能是电瓶，另一名清洁工马云山就提出去看一下，并说如果是电瓶，就送给他用来电鱼。

　　于是马云山和曹万义就到二楼放纸箱的残疾人洗手间，打开纸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包金灿灿的首饰。两人取出两包首饰，一人分一半，然后离去。

　　这时，距离王腾业报警已有一个多小时时间。

　　9时40分到14时，纸箱一直存放在残疾人洗手间。

　　因为梁丽捡到东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杨德英对于后来警察找到她做笔录时说梁丽的行为是盗窃，她一百个不能接受，“谁偷东西会大喊大叫告诉所有的同事？如果要偷，她为什么还要等到下班带回家，而不是拿着东西先跑回家？如果真想占有这个东西，回家后她为何不想办法赶紧处理掉这个东西？”

　　杨德英告诉记者说，首先开箱的曹万义曾将梁丽拉到一旁小声说话，说了什么她不知道。而据她听说，另外一名同事韩英曾带着一件金饰到附近的一家金店做鉴定。

　　记者昨天在候机楼发现，候机楼内仅有一家名为百泰首饰的金店。据金店梁经理介绍，她从去年10月份金店开张到现在一直在金店当班，每天从早上9时到打烊一直会在金店打理，她没有发现有人前来验证金饰。“我们不会为别人验证金饰的真假，更何况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来验证真假”。

　　13时40分：

　　梁丽用自行车将金饰带回家

　　13时40分，到了下班时间的梁丽将纸箱移到自己位于一楼的自行车上，然后带到位于两公里外的福永街道下十围的家中。

　　据梁丽的丈夫刘建华告诉记者，当天他值夜班，早晨8时下班，回家后发现家里的电脑坏了，随即让朋友帮他修电脑。期间，妻子打电话给他让他去机场，但是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家里有人修电脑，我就没有过去”。

　　中午为8岁的儿子做完饭后，疲惫不堪的刘建华没有吃饭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17时50分，他开始忙着张罗晚饭。

　　近15时：

　　警察找到梁丽的主管

　　昨天，梁丽的主管邓万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天下午快3点的时候，机场派出所3个民警找到他。

　　“他们问我是不是知道他手下的清洁工谁在哪里上班，我说知道，然后就打电话给领班让他们过来确认；后来他们又要看我们员工的求职资料，我也给他们看了，这个过程中他们说有个东西被捡走了，并说很贵重，但是一直没有说是什么东西”。

　　邓万生介绍说，清洁工是下午1时30分换班，他被警察找到的时候，梁丽已经下班，他本人当时没有听说有清洁工捡到东西。

　　当时梁丽的领班是谢涛，当他下午3时多接到邓万生的电话时，自己在距离现场20公里之外的世界之窗。谢涛同样没有听说有清洁工捡到东西。

　　昨天下午，谢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本人是从去年12月1日才正式成为梁丽的领班，因此和包括梁丽在内的清洁工并不熟悉，他承认他和清洁工们很少交流。当天交接班时，他不知道梁丽捡到东西这件事，因此告诉邓万生没有清洁工捡到东西。

　　16时多：

　　同事曹万义找到梁丽的家

　　据杨德英介绍，下午4时许，曹万义找到同样住在下十围社区的她，问她梁丽的家在哪里，杨告诉了梁丽的住处后，曹找到梁丽。

　　“老曹告诉梁丽有乘客丢了东西，已经报警了，梁丽说‘我明天把东西交上去就是了’”。

　　据邓万生介绍，清洁工们平常捡到东西后，一般都交给机场商务中心，商务中心同时承担失物招领的功能。

　　记者昨天来到机场B候机楼的商务中心，一名魏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清洁工经常交来捡到的东西，包括钥匙、钱包等。

　　记者在商务中心的宣传栏中见到一份《深圳机场旅客遗失物品的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凡捡拾到旅客遗失物品原则上必须在当天（最迟不晚于次日9时）由捡拾物品的本人或单位相关负责人交候机楼失物招领处。”

　　18时多：

　　三名警察敲响梁丽家门

　　据刘建华介绍，他起床后开始张罗晚饭。大约18时多，他正光着膀子做饭的时候，3名警察敲门，他赶忙开门。

　　“开门后一名警察问我老婆是不是叫梁丽，我老婆说是。他们就问我老婆是不是捡了个箱子，我老婆说是。警察问东西放在哪里，我当时插话对梁丽说你捡到啥东西了，赶紧给人家。梁丽指着客厅的一张床下的纸箱说，在这里，然后把箱子拽出来。警察打开箱子把金饰摆在地上，又问这东西还有没有人动过？梁丽表示应该没有。警察说知道里面啥东西吗？这里面值几百万元，梁丽说不会吧，这能值几百万？梁丽当时就吓傻了”。

　　“我这才看到床底下有个箱子，当时箱子没有任何遮挡，就放在床下，一眼就能看到。随后，一位操普通话的警察拨打手机，说东西找到了”。

　　“从警察进门到打电话说东西找到了，时间不过五六分钟。”刘建华告诉记者说，过了大约20分钟后，又来了几名警察，拍照留证据。19时许，警察要梁丽跟他们去刑警大队，因为不放心梁丽，刘建华带着儿子一起去了刑警大队。

　　记者昨天在刘建华夫妇租住的下十围某民宅606房发现，房间一房一厅、面积20余平方米。房东廖立昌说梁丽是个本分的租客，从来不拖欠房租。而同一楼宇的其他租客也证实梁丽是一个本分的人。

　　19时：

　　失散的金饰被警方找到

　　据邓万生介绍，警察从梁丽处找到黄金饰品后，接着就找到马云山和曹万义，将被两人拿走的黄金饰品取回。

　　梁丽被捕对孩子影响最大

　　在出租屋内，梁丽老公刘建华向羊城晚报记者袒露了梁丽被捕后近半年来的坎坷。 “梁丽被捕后，影响最大的就是孩子。”刘建华说，儿子小雨的老师多次跟他反映，小雨（未成年人化名）开始变得好动、不爱听讲也不愿做作业。“警察不是抓坏人的吗？怎么抓妈妈呢？”面对小雨无邪的询问，刘建华无言以对。看着孩子成绩由班里前十几名跌落到后十几名，刘建华不敢在小雨面前提及任何关于梁丽案件的事情。

　　“一开始也没敢告诉家里人，以为关一两个月就可以放出来的，没想到关了5个月还没消息。从事发当天到现在，我也一直没能见到梁丽。”刘建华说，现在家里的亲戚都知道了梁丽被捕的事，梁丽的老母亲也从河南赶到了深圳。“老太太好几天都不吃饭，老是抹眼泪。”

　　梁丽回家后并未叫醒丈夫

　　梁丽1969年出生，河南商丘人。1998年，在开封工作的梁丽经人介绍与当时在同城工作的刘建华结婚，并于2000年生下一名男孩小雨。2005年，梁丽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先是在刘建华就职的印刷厂做手工活计，每月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

　　案发当天，梁丽干了什么？有无异常的举动？据刘建华回忆，梁丽下午两点钟左右下班回家，并未叫醒自己。17时50分左右，刘建华起床做饭，梁丽称胸口有点不舒服，坐在了外屋床上。18时，有人敲门，3名便衣男子进门，刘建华以为是查暂住证的，让3人进门。3人进门后确认了梁丽的身份，表明了民警的身份，并询问梁丽是不是捡到一个箱子。梁丽从床上起来，把箱子从床下拿出来后交给公安。

　　刘建华介绍，从民警进家到梁丽被带走，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小时左右，梁丽拿出纸箱是在民警到家询问过几个问题之后。

　　梁丽被带回机场分局刑警大队第一审讯室，刘建华和儿子在大厅等候一段时间，然后他本人也被带到二楼作了笔录。21时40分左右，刘和小雨回家，民警告知，梁丽需要被拘留24小时，明天等消息。

　　次日9时，派出所电话通知刘建华去领拘留通知书。时隔一个月后，刘建华等到了一张批准逮捕梁丽的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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