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藤惇：中日之间股市也可相互开放

　　专访东京证券交易所集团社长兼CEO齐藤惇

　　“计划在中国发行东京证交所ETF，正在等待北京方面和上海证交所的审批”

　　本报记者 李关云 上海报道

　　5月15-16日，由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一行三会”共同主办的2009陆家嘴金融论坛在上海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东京证券交易所集团社长兼CEO齐藤惇 (Atsushi Saito)参加了本次陆家嘴论坛并做了发言。

　　上海和东京都在争取成为全求的金融中心，尤其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上海与东京，上海交易所与东京交易所存在着的竞争的关系。但在齐藤惇看来，双方有时是竞争对手，有时是合作伙伴。在合作方面，2008年4月11日，“上市指数基金中国A股沪深300”在东京交易所登陆，该指数基金是跟踪中国沪深300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在东京又被称为“熊猫ETF”，据齐藤惇说，该基金“在日本很受欢迎”。而目前，东京交易所也希望在中国发行“Tokyo ETF”，使中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它投资日本股市。

　　5月16日，齐藤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齐藤惇经常强调的两个字是“开放”，他认为“开放的力度越大越好”，提出“放松金融上的限制”以及“不计较国界地向各国投资主体开放市场”。

　　计划在中国

　　发行东京证交所ETF

　　《21世纪》：最近亚洲各国正在加快金融合作，有学者指出建立亚洲公共股票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让一些蓝筹股在各国同时交易，你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齐藤惇：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相互上市，如果日本公司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公司也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话，两国国民就可以直接投资对方股市，这是最理想的合作方式。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监管体制，来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进行监管。要做到这一步，并不是这么容易。日本现在对中国股市的投资力度非常大，中国也有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产品，而日本投资者购买了大量这种类型的证券。目前东京证交所已经上市了一支跟踪沪深300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FT），我们也把它称为熊猫ETF，这支基金在日本很受欢迎，很多日本人通过这个基金来投资中国股市。

　　与此相对，我们也打算在上海证交所发行投资东京证交所指数的ETF，我们正在等待北京方面和上海证交所的审批。我希望这个Tokyo ETF尽快通过审批，这样的话，中国的投资者也就可以通过东京证交所的ETF，直接投资日本股市，这是建立共同股票市场的第一步。

　　《21世纪》：Tokyo ETF的具体进展如何？

　　齐藤惇：我们已经同中国证监会讨论发行Tokyo ETF的事情，谈东京和上海之间未来的合作事宜。我想北京的政府官员们非常了解合作的必要性，当然也知道这里面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另外，如果中国的私营企业希望在日本融资的话，我们东京证交所非常欢迎，我们没有额外的监管法则。　　

　　本报记者 滕晓萌 北京报道

　　5月18日，一位相关官员向本报记者证实，中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猪肉价格的变动情况，适时将启动应急预案，增加中央和地方冻肉储备。防止猪肉价格过度下滑，损害农民利益。

　　他表示，这一工作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等多个部委进行，各地政府也在做相应准备。

　　5月15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已经公开表示，按照《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如果猪粮价格比连续四周处于6：1至5.5：1之间，商务部将启动猪肉收储措施。

　　但由于价格监测由发改委负责，所以决定何时启动预案开始收储，主要取决于发改委的监测和判断。之前的5月1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说，5月6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猪粮比价为5.9∶1，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部分地区生猪养殖已出现亏损。

　　地方中央联动

　　按照年初发改委等部委制定公布的《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的规定，猪粮价格比在6：1至5.5：1之间，政府启动一级响应，增加必要的中央和地方冻肉储备。

　　按照有关部门的测算，6：1为生猪养殖的盈亏平衡点，如果低于这个点，养猪将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亏损。

　　年初发改委公布预案后，也要求各地政府，出台相应的预案办法。随着全国范围内猪肉价格持续下跌，5月，山东省成为最新一个公布预案的省份，山东省的预案是：猪粮比价连续四周处于6∶1—5.5∶1之间，将增加省级冻肉储备，同时将市级冻肉储备增加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的消费量。

　　“目前山东省内猪粮比价大概在6：1左右，离警戒线已经很近了。”一位山东省负责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

　　但是他否认如果山东猪肉价格继续下跌，山东可能启动预案。“猪肉价格不是一个省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央和各地的配合，所以我们将保持和国家发改委的联系，按照国家发改委的部署，如果国家启动了三级响应，我们也会随之马上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 赵萍 朱宝 北京、香港报道

　　“期待独立IPO给AIA带来新的希望。”一位曾经任职于AIG的人士如是称。

　　5月18日，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将加快把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友邦保险集团AIA）定位成为独立法定机构的程序，若市场情况许可并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会将友邦保险集团在亚洲其中一个交易所上市。

　　AIG同时宣布，已经向相关机构“展开要求建议书的程序，为首次公开招股拣选全球协调人及配售经办人”，被视为正式启动IPO的序曲。

　　而独立的IPO对此刻的AIA意义非比寻常，对其自身价值的巨大提振不言而喻。

　　IPO“是最佳的决定”

　　自去年母公司AIG惊爆巨亏之后，从AIG最初计划出售AIA不超过49％的股权，到后来发布“独立宣言”，将AIA在亚太地区的多家企业组成“友邦保险集团”，到目前的单独IPO，AIA的命运一直一波三折。

　　AIG在其18日的声明中称，将AIA上市是AIG于3月2日宣布的重组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亦将令AIA拥有独立于AIG的董事局及管理层。

　　AIG主席兼行政总裁爱德华·李迪（Edward Liddy）表示，公司将继续透过既积极进取而又有系统、有规范的程序，去考虑各种策略性的选择。“我们相信在此阶段，友邦保险上市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美国纳税人、保单持有人、员工及销售伙伴，都是最佳的决定。”

　　“今日的宣布正式为我们的独立定出了清晰的路向。现在，我们对友邦保险的结构和未来都有明确的启示。友邦保险拥有超过二千万客户和25万代理人，资产超过600亿美元，销售伙伴网络广阔。我们能够抵御经济动荡的冲击而仍然屹立不倒，足以证明我们营运机构的实力、客户对我们的信心和销售伙伴对我们的支持。”友邦保险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智信(Mark Wilson)18日说。

　　目前，AIG宣布已经向众多投行发出“邀请”，展开要求建议书的程序，开始为首次公开招股拣选全球协调人及配售经办人。该程序将由AIG重组计划的全球金融顾问及AIA的公开招股顾问——The Blackstone Group负责安排。

　　香港一家投行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司已经开始相关的准备，而各家国际知名投行都对此项业务趋之若鹜，预计将在2-3周内见分晓，“毕竟这将是近两年内香港市场上最大的一笔IPO业务。”

　　该人士续称，为解资金的燃眉之渴，AIG计划将AIA25%以上最高可能至49%的股权让给公开市场进行融资，以AIA计划发行总规模为200亿美元的融资额计算，其计划从AIA的是次IPO中套现50亿-100亿美元。

　　“虽然100亿美元仍不能实质性的解决AIG的资金问题，但已是不得已为之，毕竟连日本总部的大楼都已经变卖了。”前述曾任职AIG人士称。

　　“该IPO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在不考虑资本市场状况的前提下，也要在明年一季度或二季度才能正式完成上市的过程。”前述投行人士称：“世事难料，是否能够成功融资200亿美元，取决于其上市时资本市场的状况，如果市场不能在明年一二季度成功转暖，200亿美元的融资难度相当大。”

　　除去资本市场的变数外，AIA的亚洲业务质量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一家国际知名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如是称。

　　据AIG声明称，AIA的分公司、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遍及澳大利亚、文莱、中国内地、香港、印度、印尼、澳门、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泰国及越南。而AIG亦计划将美国人寿 (ALICO)在台湾的业务，以及（若获监管机构批准）其在菲律宾的Philam Group of Companies全部纳入友邦保险集团旗下。

　　而目前，AIA是亚洲最大的人寿保险机构之一，拥有超过90年的经营历史，25万名营销员和2万名员工，并覆盖13个区域市场，为超过二千万保单持有人，可以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人寿保险、退休计划、意外及健康保险以及财富管理方案。

　　AIA在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的业务都是以个人营销渠道的业务为主，保单内涵价值较高，业务结构优良，对其估值会有很大提升。“相信2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就是在其高内涵价值的基础上做出的。”该分析师认为。

　　IPO提振AIA

　　而IPO正在提升AIA的内在价值。这一点从AIA频频高调宣布其计划的策略上亦可窥见。

　　在美国政府决定援助AIG后不久，为偿还美国政府开出的“救赎条件”，AIG第一时间启动了资产的出售计划，其中也包括出售AIA在亚洲的资产。

　　但最初出售49%股权的计划实在称不上“上选”。前述曾就职AIG人士认为，竞标的最终失败已经足以说明，应标者愿意拿出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收购AIA的股权，势必要取得其控股的权利。“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试问哪家机构会如此无私？”

　　前述投行人士亦表示，包括中资机构在内的一些意向竞标者的确有这样的疑问。而对于中资机构来说，文化整合及驾驭AIA全部的亚洲业务，也的确有难度。

　　之前曾有传闻利，中投公司、中国银行、中国人寿三家国内机构组成竞购团，共同参与AIA亚洲业务的竞购。

　　三家机构抱团，以解决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而若竞购成功的话，中国银行将取得AIA在中国国内的业务，中国人寿得到其在亚洲地区除中国本土以外的业务，而中投公司则作为单纯的财务投资分享收益。

　　但一位权威人士否认了上述传言，他告诉记者，以中国保险业目前的人才储备及经营管理能力而言，驾驭AIA本土及香港地区的业务基本相当，而对更大范围的业务则需要慎重考虑，甚至是不能驾驭。

　　除非是AIA将香港业务和中国内地业务单独打包出售，那么中资机构的竞购意愿会非常强烈，也更有希望得到监管机构的支持，毕竟已经有中国平安投资富通上的惨痛教训在先。该人士续称。

　　但这似乎又不在AIA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是次通过启动IPO进行新一轮融资的方式，对于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大大提升。

　　前述投行人士分析认为，之前的意向竞购者可以通过几种途径进入AIA股权，首先是在其IPO之前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例如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5%甚至更高的股权，锁定3-5年，分享每年AIA带给它的分红收益，锁定期结束后，可以长期持有也可以择机溢价出售。　　

　　“中国存托凭证”

　　《21世纪》：中日两国在这方面实现合作需要多长时间？

　　齐藤惇：这主要取决于中国，非常自然地，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企业首选在国内上市，而不是去东京证交所上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21世纪》：同样的问题日本也存在，当年索尼去美国发行存托凭证（ADR），日本政府同样不高兴，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这种障碍？

　　齐藤惇：我们必须认识到，双方相互打开大门进行开放，比闭门自守要好很多，最终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回报。

　　《21世纪》：除了ETF之外，亚洲各国在金融合作方面还可以采取哪些途径？我们能创立一些什么新的产品？比如几十年前索尼公司也就通过发行ADR而登陆纽约证交所，现在亚洲国家之间是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产品创新来加强合作？

　　齐藤惇：东京证交所已经允许外国公司来发行日本存托凭证（JDR），如果中国公司在日本发行JDR的话，日本投资者也就可以在日本国内直接投资中国公司。如果中国也允许外国公司来上海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话，中国投资者同样可以在国内就直接投资于外国公司。

　　中日之间的股市也可相互开放

　　《21世纪》：上周中英签署合作协议，中国股市对英国公司开放，中日之间是否也会有类似合作？

　　齐藤惇：我觉得中日肯定也会有类似的合作，现在东京证交所就特别推出Tokyo AIM这样一个市场。它并不要求特别严格的日本式监管，上市公司不必转而适用日本的会计法则和监管法规，中国企业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这个市场。

　　《21世纪》：中日政府之间是否也会达成类似的高层协议？

　　齐藤惇：我相信肯定会有类似合作，我对于中英之间合作的细节并不了解。不过我听说此后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来解决，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监管体系。但如果上海能够成功地与伦敦合作，自然能够与东京合作。

　　尽快放松金融上的限制

　　《21世纪》：前些年新加坡等金融中心都以降低监管要求来吸引金融机构。现在谈加强监管，如何平衡加强监管和各金融中心相互竞争所产生的矛盾？上海正在向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发展，也加入了竞争行列，面临同样的矛盾，在此方面你对上海有什么建议？

　　齐藤惇：当你降低监管水平的时候，资金会大量涌入。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市场上“好钱”和“坏钱”总是同时存在，你根本不可能准确识别，从而接纳良性资金，拒绝恶性资金。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和大量专业的市场参与者，这些投资者将识别“好钱”和“坏钱”，选择合适的产品，所以我想，不计较国界地向各国投资主体开放市场是非常关键的。

　　《21世纪》：如何定义东京和上海的关系？

　　齐藤惇：有的时候是竞争对手，有的时候是合作伙伴。东京与纽约、伦敦的关系同样如此。要想在两种角色之间保持平衡非常困难，我想我们需要不间断地保持对话。

　　上海和东京都在争取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我们将同时竞争与合作。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政府必须要放手而不能轻易对市场进行干预。国际金融中心也意味着，市场的参与者是国际化的，这是一种自动调节（self control）的市场，政府不能过度干预。

　　《21世纪》：在汇率问题和日元国际化上的教训？

　　齐藤惇：教训是，我们应该尽量早地打开国门进行开放，开放的力度越大越好。我想告诉上海政府官员的是，如果他们要想真正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就需要尽快地放松金融上的限制，放松的力度越大越好。

　　由于全国各地物价不同，猪粮比价相距甚远。

　　而作为目前全国惟一一个已经启动应急预案的省份，四川省商务厅相关官员则表示，当地猪粮比价跌破5∶1，已经超过四周。

　　商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结合

　　据相关报道称，四川省计划增加的猪肉储备，相当于20万头猪的肉量。

　　“我们增加储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5月18日，四川省商务厅一名官员向本报记者表示。但据他介绍，四川本轮增加的猪肉储备，基本全部是商业储备，而非政府储备。

　　目前中国猪肉储备分为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两种。政府储备由政府财政买断，由政府决定收储的规模、范围，并进行库存管理和投放。商业储备则分布于各个猪肉流通、加工企业。

　　前述官员表示，此次四川省增加的猪肉储备，是用分解的方式，将增储任务下达到各个市州，再由他们下达到县和企业。通过扩大农发行贷款支持的数量，以及提供财政优惠贷款的方式，来鼓励企业增加商业储备。

　　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在此问题上已经获得共识，因此各地得到的信息是，增加收储使用的财政资金，将获得中央财政保证。

　　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政府储备冻肉的管理将成为一个新课题。“以前只有中央才有冻肉储备，在各地都有一些企业，可以和政府签约，进行冻肉储备的委托存放，而地方政府基本不储备冻肉。”一位地方官员说。

　　而中央政府则着手于建立自己的大型冷库，专门用于存放中央储备冻肉。“这一工作由发改委负责，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一位官员透露说。此种大型冷库，计划中主要建立在北京等特大城市周边，以保证猪肉的调控。

　　生猪期货暂时无期

　　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夏天传统上是中国猪肉消费的“淡季”，因此猪肉价格继续下跌，被认为几乎不可避免，猪肉收储计划启动的可能性很大。

　　“收储有可能在短期内，能够取得让价格回稳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原副秘书长荆继忠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生猪生产已经出现过剩，应该由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降低一部分产能。而动用收储稳定价格，可能会继续鼓励生猪生产，令供大于求的局面继续恶化。”

　　中国发改委此前公开承认，中国生猪已经出现过剩苗头。按照发改委的规划，中国生猪正常的存栏量应为4.1亿头，母猪4100万头，而农业部的统计显示，3月底，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49亿头，比正常水平高9.5%；母猪存栏4942万头，比正常水平高20.5%。

　　一位肉类加工企业负责人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猪肉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家通过补贴等形式，继续鼓励农民养猪，同时投放中央储备的进口猪肉，造成供给增加；另外一方面，目前经济不景气，农民工这一最大的猪肉消费群体需求减少。

　　中国政府的冻肉储备曾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南方省份，没有食用冻肉的习惯，因此冻肉储备在投放市场的时候，缺乏竞争力，难以形成有效循环。

　　更受到畜牧行业认可的一个办法是，通过生猪期货的方式，令市场对未来价格走势形成预判，指导生产并且化解风险。2007年，猪肉价格大幅波动时，生猪期货一度被提上政府日程，大连商品交易所也曾公开宣布，已经做好了生猪期货的准备工作。但此后皆无消息。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确认，短期内生猪期货没有出台计划。　　

　　“或者在一级市场上参与战略配售，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动用的资金量较少，并可以分享AIA成长带来的收益。”该人士续称。

　　他认为，如果以这两种方式进入的话，中资公司，尤其是中资保险公司一定会“很有兴趣”。

　　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就曾表示，中国人寿曾考虑收购AIA，而且中国人寿对AIA除内地以外的亚洲业务，包括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业务都很感兴趣。

　　但随着市场的瞬息万变，投资机会也时过境迁。

　　杨超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时间长了，很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业务情况、资产品质、内涵价值、品牌、队伍都较前些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跟当初中国人寿与AIA谈的时候有一定差距，所以决定退出竞购。”

　　根据中国保监会的统计，今年一季度，友邦保险在中国内地实现保费收入18.6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0.64亿元，下降近10%。其外资寿险的“头把交椅”已经被中意人寿轻取。

　　一家合资寿险公司的高管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比较特殊，中意人寿的后来居上与其从股东那里获得的大单不无关系，因此还不能轻言“友邦外资寿险老大地位不保”，但以目前其在国内业务的下滑趋势来看，如不尽快加以改善，今年底或明年初，恐怕上述说法即将成为现实。

　　这位高管同时透露，虽然最初的退保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之后公司人才流失较为严重，这对于人才奇缺的保险公司来说打击更为严重。

　　“期待独立IPO能给AIA带来新的希望。”前述曾经任职于AIG的人士如是表示，他认为IPO会大大增加AIA的品牌价值，对公司留住人才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