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黑龙江省大庆市市委书记韩学键
对话动机：“大庆=石油”，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这个算式完全成立。
从这个角度讲，地处黑龙江省一隅的大庆市的稳定，事关国家能源安全。
大庆市社会稳定吗？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2008年同比上一年，大庆市信访案件总量下降19.2%，群体信访下降27.3%，进京信访案件下降83%，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8类犯罪下降20%；交通、消防、安全生产等安全指标均大幅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达到了95%。
那么，大庆市靠的是哪些有针对性的举措？记者与大庆市市委书记韩学键的对话由此展开。
对话
本报记者 郭毅
要让百姓随时有地方表达合理诉求，心里的疙瘩随地有人来化解，生命财产时时处于保护之中，身边的各类隐患处处得以消除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加速期、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秩序重构期，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单一的工作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工作需要，各职能部门也无法独立承担平安稳定的重任，传统的思维理念更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您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维护稳定工作该怎么做呢？
韩学键：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建立一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作用的机制。如你所说，大庆市的综治维稳工作主要得益于我们健全完善了“大信访、大调解、大防控、大安全”工作机制，在全市构建了一个平安稳定工作的大格局。
记者：您能通俗地讲一下，“大信访、大调解、大防控、大安全”工作机制具体指的是什么吗？
韩学键：大信访机制，就是要让百姓随时有地方表达合理诉求；大调解机制，就是百姓心里的疙瘩随地有人来化解；大防控机制，就是让百姓生命财产时时处于保护之中；大安全机制，就是让百姓身边的各类隐患处处得以消除。
记者：我注意到，这些机制中都有一个“大”字，突出表达这个“大”字，是出于什么考虑？
韩学键：我们之所以用“大”字来强调，主要考虑到三点：
一是工作理念的改进。“四大”的提出，改变了单纯就信访讲信访、就调解抓调解等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把平安建设当成了一项系统工程。
二是组织领导的强化。各级党政组织把“四大”作为基础性工作、“一把手”工程来抓，全面落实了各项保障措施，特别是加大了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
三是基层力量的整合。通过在基层建立乡镇(街道)综治维稳中心等办法，攥紧五指形成一个拳头，把多头管理变成统一管理。
实践证明，这种工作模式是符合大庆市实际、富有旺盛生命力、且行之有效的。
记者：您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韩学键：就拿林甸县四合乡来说吧。当地居民李树祥因收购鲜奶欠村里40余户奶农53万余元，其中10户奶农将李树祥告到法院，另外30余户奶农几乎天天到李树祥家索要欠款。前不久，法院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依法强制执行。就在这个时候，其他没有起诉的30余户奶农因为担心李树祥的财产被强制执行后，得不到应得的欠款，就到被执行人家里阻止执行，要强行分掉被执行人的家产。现场秩序极度混乱，如果处置不当极有可能演变成一起哄抢财物的刑事案件。
林甸县立即启动了突发性事件紧急处置预案，组织法院、公安、乡政府以及村委会的相关人员研究对策。
大家商讨认为，这40余户奶农担心要不回债务是引发纠纷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应该是使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对于这起事件，如果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同时对妨碍执行的人员也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话，很容易引发更大的矛盾。但如果法院对正在诉讼和没有提起诉讼的债务纠纷一并处理，又有悖于法律规定。
针对以上情况，相关人员确定了“通盘考虑、一并调解”的思路。首先由法庭做被执行人以及诉讼当事人的工作，力争达成谅解；再由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村调委会做其他奶农的工作。最后，各方自愿达成了一次性处理的协议，即“通过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评估作价后，所有债权人在为债务人留有足够生活资料的前提下，按照比例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分配”。一起群体性矛盾纠纷，就这样被成功化解了。
记者：这的确是多方通力合作化解矛盾的成功范例。可我也曾听到一些老信访户说，信访了多年，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有些部门的干部却对我说，一些老百姓动不动就爱信访，特别难缠。在您看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韩学键：从目前的情况看，群众信访告状，大多是因为某些公务员或执法者办事不公、不严、不快、不廉。不廉则偏，不平则鸣。解决不了问题，百姓当然要反映了。
依我看，信访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与原来信访渠道不畅有关，“大信访”机制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市、县（区）两级群众工作部设立了群众接待调处中心，组建了7个群众来访调处室，进一步整合了接访资源。
同时，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每周两次，值班表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雷打不动。基层实行县(区)委书记、政法部门“一把手”大接访，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名县处级党政领导在信访部门负责接待。此外，落实严格的信访工作责任，将信访工作完成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实行“一票否决”。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六调联动”，是“大调解”区别于以往调解的最大不同
记者：中国自古就讲“和为贵”，提倡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在国际上被喻为“东方经验”。大庆市的“大调解”和以往我们所说的调解，有什么不同吗？
韩学键：就像开始讲的那样，我们当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与之相对应，调解主体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建立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也是必须的。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大庆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六调联动”的意见》，决定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六调联动”，这就是“大调解”的不同之处。
记者：6种调解方式怎样才能“联动”起来呢？您能具体讲讲吗？
韩学键：具体说就是“五个对接”和“多方参与”。
我先给你讲个高新区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例子。2008年10月5日，高新区某高层楼房二楼住户赵洪刚入住的新居地漏和坐便冒污水、粪便，地板多处被泡坏，家具也被泡得变形。物业人员查看后发现是下水管道被装修材料堵塞了。赵洪楼上楼下跑了3天，敲开每一家的门，责问是谁家把装修垃圾扔进了下水道里，但没有一家承认。
赵洪一怒之下把楼上28户邻居起诉到高新区法院，要求他们赔偿各项损失共一万元。法庭上，原被告唇枪舌战，都有过激言辞。原告方认为：众人共用一个下水管道，无法确定是哪一家将下水管道堵塞，受害人只能将楼上其他业主作为共同被告。28家被告则认为，自己无缘无故成了被告很冤枉，不同意赔偿。
这起邻里纠纷案件很普通，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法院可以一判了之，但法官没有这么做。法官先做原告的工作，从“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习俗讲起，到“爱心互助”、“社会和谐”的大局教育，使原告一肚子火降了下来，他们两口子向法院说出了心里话：“我没有讹大家的意思，主要是想通过诉讼让大家明白，邻里间应相互理解，生活中要相互体谅。”
见原告的火气降了，法官们又找到小区物业及街道，在他们的配合下，挨家挨户做28户人家的工作。通过4个晚上耐心、真诚的说服工作，这28户人家不仅同意赔偿，而且还同意组织人员帮原告把被淹的房屋修复原样。
法院苦口婆心的调解工作，使这起矛盾激化的民事案件，终于出现了转机。最后，原告赵洪主动提出，不再追究赔偿问题，并向法官提出了撤诉申请。
这就是所谓的“五个对接”之一的“诉调对接”。诉调对接是指各级人民法院把调解工作贯穿民商事案件诉讼的始终。根据案件需要，适时采取立案调解、诉中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等方式，拓宽依法调解的适用范围，努力提高案件调解结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性。目前，大庆全市10个法院设立了调解工作窗口，与人民调解组织联手共同开展工作。去年，全市民商案件的调解撤诉率达到了69%，其中高新区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调解撤诉率高达91.5%。
另一个“对接”是“访调对接”。各级信访部门实现了与各类调解组织的有效对接，切实承担起分流指派、督查督办等职能。去年以来，市信访部门直接调解矛盾纠纷1399起，群众满意率达83%。
接着说第三种对接方式———律调对接。市律师协会将“六调联动”工作纳入律师服务质量考评内容，并将考评结果作为评先选优的依据。粗略统计，去年，市律师协会共参与调解各类矛盾1400多起。
中胜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就很有代表性。大庆钻探集团公司与外聘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争议案件。这个事务所考虑到劳动争议案件与普通的民事案件不同，牵涉到劳动保护、就业歧视、下岗安置以及其他社会保障等问题，解决这些矛盾，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裁决是不够的。即便能通过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解决，也会出现劳动者不愿看到的情形：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丢掉“饭碗”。因此，律师们给双方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并指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合同，使企业有了可用之人，劳动者有了可就之业，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第四个“对接”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各行政执法单位普遍成立了调解组织机构，指定专职工作人员。对于应由本部门处理的矛盾纠纷，依法及时处理；对于不属于本部门调解的矛盾纠纷，告知当事人处理途径，并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配合，帮助解决问题。
最后是调解与法律援助对接。市法律援助中心根据矛盾纠纷类型和工作实际，将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土地经营权流转等7类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适当降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今年以来，市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实施法律服务调解案件数百起，这些调解的案件都没有“回流”。
推出“六调联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通过非诉讼手段把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记者：我听说，大庆市萨尔图区利用汽车协会，化解了一些汽车配件销售中的矛盾纠纷；利用温州商会，解决了一些温州商人在大庆市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组织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参与调解社会矛盾纠纷，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创新做法，请您重点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韩学键：开展“六调联动”以来，全市各个行业、系统、场所都相继成立了调解机构，还配备了专职人员，初步做到了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人员到场。
从全市情况看，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在“六调联动”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仅市妇联就调解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纠纷70多件。
单亲母亲齐某因没有固定工作，暂住在婆婆家，3岁的孩子得了重病无钱住院治疗，婆婆驱赶母女俩尽快离开。在生活重压面前，齐某想以死解脱。萨尔图区妇联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找到其前夫和婆婆，做了思想工作，据理力争讨回孩子应得的抚养费，并在全区发出了爱心救助呼吁，为孩子筹措治病资金3400元。孩子病好后，又为齐某联系了工作。现在母子俩的生活有了明显改观。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六调”从表面上看，解决了实施调解工作的主体问题，对各调解主体的调解范围、内容进行了规范；但从实质上看，“六调”更多的体现了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党政群团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动员、全员参与的工作理念。“联动”则是对工作方法的一种规范，通过实施“联动”和“首问负责制”，避免一些部门对待矛盾纠纷互相推诿扯皮、群众重复信访等问题。
韩学键：这样理解是对的。我们推出“六调联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诉讼和非诉讼手段相结合的矛盾纠纷解决新机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通过非诉讼手段把大量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果。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