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斌细心地把国徽擦干净后放在了汽车的后排座上,又嘱咐书记员把“原告”、“被告”的桌签备齐。经过一番简单地收拾,“巡回法庭”的装备就齐全了。
任国斌是北京市房山区河北法庭的一名法官。这次,他要和助手去几十公里之外的卢上坟村开庭。
农村巡回法庭,一幅类似于田园牧歌似的浪漫景象浮现于记者脑海:幽静的农家院里,几张桌椅搭起一个简易审判台,法官和蔼可亲娓娓道来,当事人盘腿坐在石凳上,围墙上坐着几个“好事”的群众,几只鸭子就在法庭中间穿梭。
经过一阵颠簸之后,这幅图像被彻底颠覆了。开庭场所选在了村委大院,强烈的日光射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激起一阵阵热浪。
烈日下的忙碌 庭审原定下午3点钟进行,但是我们一行不到2点钟便到了。
任国斌指挥两个助手从村委会办公室借来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个审判席就成型了。然后他把国徽从汽车上拿出来,在审判台后面居中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挂好。不一会儿,任国斌额头上便渗出了密密的汗珠。
“这次开庭条件算是非常好了。这几年,我曾经多次到大山深处开庭,车子到不了的地方,还要徒步几个小时才能到。那才是"去时一身汗,回时一身泥"呢!”忙里偷闲的任国斌不忘跟记者搭讪几句。
当事人拒绝调解 八十多岁的原告王老太被女儿们放在床上抬进了村委大院。任国斌特意将她安排在西侧房屋下的阴凉里。
原来,这王老太共有五女三男八个儿女。老伴去世后留下房屋三处,三个儿子各得一处。都说多子多福,本来想安度晚年的王老太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却落得了一个凄惨的下场。
王老太的大女儿刘凤兰告诉记者,大儿子刘增已经多年不尽赡养义务了。在他的影响下,三弟刘忠也拒绝老人在其家中居住。在女儿们的支持下,王老太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大姐曾经带着我们姐妹几个去大哥刘增家协调此事,但他连家门都不让我们进。”四女儿刘凤红说。
任国斌将姐妹几个叫到了村委会办公室,问她们是否接受法庭调解。
“不接受调解。我们姊妹几个和他们弟兄两个根本没有调解的余地,请法庭依法判决。”刘凤兰坚决地说。
没过多久,被告刘增和刘忠也相继赶来。刘增态度非常恶劣,看到王老太在场,他出言不逊,不过立刻被劝开了。
任国斌将兄弟二人叫到办公室,希望他们能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老人的赡养事宜。
蛮横的刘增叫嚷道:“法庭怎么判都行,我就想问问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
见此情景,任国斌果断决定开庭审理。
被告咆哮法庭 没有法槌敲响。一阵风吹来,沙子眯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庭审就在这种的情况下开始了。
庭审气氛有些紧张,也有些尴尬。
任国斌极力想控制庭审节奏,无奈当事人非常不配合。
庭审中,刘增屡次插话,甚至有几次擅自冲上了审判席。他高高地挽起了裤腿,情绪非常焦躁。
在任国斌的多次提醒下,刘增才有些收敛。
“刘增你接受法庭调解吗?”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任国斌再一次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调解的权利。
“接受。”刘增干脆地说。
“那你谈谈你的调解方案。”
“我没钱,就靠放羊过日子,还得向我儿子要钱,自己都不够吃喝。我承担不了老太太的赡养义务。”刘增此言一出,不禁让人哑然。
对于刘增的出尔反尔,任国斌没有过多纠缠。反问道:“那就是你不接受调解了?”
“随便你们怎么判吧,无所谓。”刘增硬邦邦地扔下这么一句话。
真实的巡回审判不浪漫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
“这个纠纷是母子矛盾、兄妹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任国斌分析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庭审前可能就会达成调解协议。
对于没有调解成功,任国斌显得有些失落。
“法庭作出判决很容易,但是要想真正化解矛盾、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心结则很难。”他说。
在无数次这样的乡村巡回审判中,他收获过成功化解矛盾的喜悦,但也有很多时候他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但是,他说他会努力。
本报北京5月20日讯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专门提出,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巡回审判。人民法庭对于边远地区或者纠纷集中地区,应当定期不定期进行巡回办案,就地立案,就地审判,当即调解,当即结案,就地执行。应当事人请求,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可以按照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理时间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