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5月23日上午，因涉嫌受贿正接受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其距韩国首府首尔东南约450公里的老家金海市峰下村附近登山时坠山身亡。韩国官方披露，卢武铉是自杀身亡，他死前给家人留下了简短遗书。
从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的锒铛入狱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突然自杀，亚洲地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再次深刻暴露了出来。
不论如何，台湾地区与韩国，在亚洲，算两个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先进”的区域了。但是，为何两个地方的政治领袖却一直走不出腐败梦魇呢？
按照亨廷顿的民主观点，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旦公权力实现比较开放的竞争之后，对权力自身实行有效的监督，往往就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恰如一部比较出名的电影《黑金》中所演，作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台湾的派系或者黑道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了畸变，通过各种方式的渗透与转换之后，它们与通过正式选举出来而拥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获得者们互相勾结，进而联合成了一个具有错综网络的霸权式统治怪胎。
而在韩国，则是几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财阀严重控制了政治选举。不错，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或地区，媒体的开放度是得到有效保证的。这恰如《黑金》中所表达的，媒体从前到后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事实往往是，媒体的实际监督作用与权力体系内部的立法监督与司法监督在两个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中都相当微弱，根本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上述联盟的霸权统治。
韩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财阀经常性地向政党乃至政府提供相当不菲的政治献金。民主化逐渐完善的阶段，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政府始终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依然呈现出相当不正常的关系。政企之间的利益互相协助与输送的关系严重败坏了韩国的民主形象。
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的联盟理论，如此垄断联盟的最大恶果是，政治与经济精英们通过互相的勾连必然阻碍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因为既得利益根本没有动力去进行改革。可以说，韩国财阀的弊端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改革的成本随着时日的增加而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进而严重影响了韩国经济的自由化步伐。
另一方面财阀恰恰在民主化进程中如鱼得水，并且民主化本身带来的自由宽松环境（从而把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形成了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另一支力量。市场化本应有的公平公开关系，被完全扭曲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分利关系，严重阻挡了韩国朝更进一步民主化转型的可能性。根据现有报道，卢武铉的自杀，可能正是在早先的时候，其直系亲属私下接受某些财团的大笔政治献金所致。
相对于韩国的财阀政治来说，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体制被汹涌的民主化运动逐渐瓦解后，台湾在权力体系上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民主体制所具有的制约与平衡。恰恰相反，台湾的威权体制逐渐被一种更为隐蔽的黑金政治体系所取代。黑恶势力通过不断洗钱来漂白自己的身份，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手里的金钱收买相关政府官员，或者帮助竞选人选举，从而渗透进权力体系之中。
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国民党按照以前在大陆的统治经验，在台湾积极培养乡绅，从而通过恩赐手段把手中的政治权力分割给底层。不错，适当的地方自治往往能有效冲抵政治权力的无边扩张性所带来的专制可能性，但这种刻意扶持地方势力的做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必然是地方派系的成长。而这种派系政治的错综生长，往往让政治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不是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理性的逻辑发展，相反，台湾这种错综复杂的派系与特有的黑帮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一种畸形化的民主政治模式。
那么，说到底，问题的症结之处，难道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监督问题？如果是监督问题，为什么在这些亚洲国家里就难以成行？
相对于陈水扁对自己的苟且辩护，卢武铉的自杀，带有深深的悲情意识。但悲情行为本身无益于解决任何的现实问题。恰恰相反，这类不负责任的自杀，不仅无益于腐败问题的解决，恰恰让民主化过程中的民众失去了对民主应该具有的起码信心。所以说，陈水扁的无赖行径与卢武铉的悲情举止，可能正好代表着民主发展的两个极端。但民主的前提是中庸之道，而不是去利用无赖、悲情忽悠民众。
我们知道，民主体现了现代公民参与机会得到了平等的伸张，但一旦打开被束缚的权利牢笼，权力跟着就很可能采用幻化的手段让权利主体们迷失方向，并且，依靠权利去制约权力的效用，向来是有限的。而如何建构出一套互相制约的权力平衡机制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配合民主化的发展，加强法治建设，维护司法的完全独立就显得相当重要。同时，进一步扩大媒体的监督权，也是一条途径。
最终，能不能走出腐败梦魇，作为旁观者，我们唯有祝福了！
（作者系南京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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