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在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正在从事一个大流感准备计划。 摄影·炫风 |
5月1日,香港宣布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个案。医务人员将消毒物品送进被隔离在酒店的病例密切接触者。 |
新流感就像一辆拼装车
尽管最新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每一个基因片段,过去都曾在猪流感病毒中被发现,尽管几十年曾成功分离出数以万计的流感病毒株,科学家们却始终陷于焦虑之中——他们有能力知道某种病毒的来龙去脉,但却无法预测像A(H1N1)这样的特定病毒,会在什么时候搅起疫情,会有多大的破坏力。
记者· 炫风 实习生 李颖鹃 香港、广州报道
管轶在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正在从事一个大流感准备计划。 摄影·炫风
“以前,很多人认为猪作为‘混合器’去诱发流感暴发只是个假说。这次它们证明给你看了。”
四个月前,被媒体称为“禽流感猎人”的管轶,将他的办公室掉转个方向,不再面朝大海。这位长期在中国等地跟踪禽鸟病毒的追踪者,也暂时中断了跟野鸟们打交道,现在,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猪身上。
这对他来说,或许只是个回归。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时,他的研究方向正好是猪流感病毒。而香港大学,正是世界上“拥有”猪流感病毒资料最完整的地方之一。
5月18日中午,这位著名的流感病毒科学家,在办公室柜子里抽出一大叠陈年的档案。“这是我的宝贝,”他说,“这里有庞大的历史。”
作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和国际动物流感学界的权威,管轶第一次为全球瞩目,是首先发现并证实SARS冠状病毒是来源于野生动物。这个喜欢说“我们都不是先知”的学者,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
档案的纸张有些已经发黄,上面列满了香港大学邵力殊教授的几十年记录,以及管轶自己在猪身上抽样、分离流感病毒的笔记。邵力殊教授,管轶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和美国罗伯特·韦伯斯特等人建立了一套系统理论,证明猪可能是大流感暴发的混合器。
自从1976年以来,香港大学流感研究组就在香港等地收集、分离在猪只里存在的流感病毒,直到现在——猪样流感(管轶对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称谓,他认为这样更确切一点)在世界范围里暴发。对于猪流感病毒,他们已经研究了30多年。
暧昧不清的三角关系
如果没有新甲型流感的暴发,管轶在两周前收到的、从美国疾控中心寄来的那株标记为“A/California/04/2009”的病毒株,可能就像他过去收集到的众多流感病毒一样,不被媒体和世人所注意,它将会被“解剖”,进行基因序列测定,放置在实验室庞大的档案里。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到中国,病毒学研究者都或早或晚地接收到这个病毒株,并找寻其进化的痕迹,而随着这波疫情的扩散,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毒株将被码上不同的标签,提供给不同国籍的科学家们进行紧锣密鼓的研究。
5月18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完成了我国内地第一株甲型H1N1流感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病毒被命名为A/Sichuan/1/2009(H1N1)swl。标签表明,这是来自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的标本,中国内地首例甲型流感患者包某提供的咽拭子。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说,“没有发现这个病毒发生了特别明显的突变,或者耐药性的改变。”这个基因组序列测信息,将供全球的科学家用于新流感病毒的分析和监测。
采样、分离、比较、记录。追踪人类与动物流感病毒的工作,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枯燥无味的,但这种工作正记录肉眼看不到的流感病毒世界,揭示出它们之间父子爷孙关系的可能性,并解释着人类、动物与病毒那暧昧不清的三角关系。
罗伯特·韦伯斯特,是世界上率先对动物流感病毒进行研究的先驱科学家之一,也是管轶在美国受训的导师。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军营里有5人患上了猪流感,其中1人死亡,这次美国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猪流感(感染人类)疫情,这促使他未雨绸缪起“大流感准备计划”,并在太平洋两岸相继建立起猪类与禽类的流感监测网络。
在罗伯特·韦伯斯特的房子里,前门有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他所认知的大流感自然演变过程:玻璃的最上端是飞翔的鸟,鸟下面是正在啃草的猪,人站在靠左侧的地方。在所有这些的下面,是代表各类病毒的圆圈,看上去像在运动。它们都被安置在猩红的背景当中。猪之所以上了这幅图,是因为它的基因组与人类的基因组在某些关键性的构造方面有着令人惊异的相同之处,猪因而很容易感染上人流感病毒。同时,猪也很容易感染上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与家禽住得非常之近。
现在,新型甲型流感病毒诱发的疫情,使韦伯斯特的团队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动物类群里的流感病毒,经过复杂的变异变化,譬如与人流感病毒杂交结合之后,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噩梦。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韦伯斯特们的计划是危言耸听——毕竟,时而在报纸上登载的禽流感或者猪流感的消息,对于农场主们来说并不是好事情。3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管轶时,他正在为了这类事情而苦恼。而现在,他已在频频接受全球各地媒体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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