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新流感病毒在北美现重组可能性最大(图)

　　从猪开始

　　从“香港流感”暴发的1976年开始，邵力殊以及管轶就在这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里与猪打交道。

　　在过去，动物流感病毒鲜有传染给人类的病例。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表明，猪类H1N1流感在近4年只引发了12个人类病例，而且患者都没有死亡。相比之下，禽类H5N1流感每年会引发十几个人类病例，但死亡率将近五成，所以更被科学家们关注。

　　1993年管轶刚开始着手这一块工作时，香港大学实验室只有两三个人，现在港大有将近80人从事流感病毒的研究，对象除了家禽，野鸟，还有猪及人流感病毒的研究。“我们每个月都在取标本，”他说，“香港（流感疫情）一直没有停过。猪流感，禽流感，时不时就来一下。”

　　从活猪身上取样并不容易。科研人员必须合力抓着它的尾巴和腿，还要用棍子卡住它的嘴巴，才能从它的鼻孔里取得可能带有流感病毒的样品——如果你手松了，这些庞大的家伙会咬你一口。

　　在过去，长期监测猪流感的机构不多。管轶认为，不加设防的生猪交易是猪流感病毒在地球上散播、杂交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以前，很多人认为猪作为‘混合器’去诱发流感暴发只是个假说。这次它们证明给你看了。”

　　通常，一个种类的流感病毒只感染一个物种。如果来自不同物种的病毒能够感染同样的宿主，就有机会导致不同流感病毒基因的新组合。人类与猪类都能感染H1N1流感（不过这不代表人类H1N1流感病毒与猪类N1N1流感病毒就是同一码事）。当这些“孪生兄弟”在猪甚至人体内相遇时，它们之间流感染色体就有机会重排，就能杂交进化出像A(H1N1)这样的新流感病毒来。

　　1918年大流感的影子

　　在科学家的监测网络里，A(H1N1)是世上众多不断变异流感病毒中的一员，但它引发了本世纪第一场人类大流感疫情的暴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5月19日，全世界有上万人感染了新型甲型流感。因此这一个多月来，A(H1N1)成了国际流感界的中心话题，不时有假说或结论推出。

　　5月10日，澳大利亚病毒专家吉布兹在一份报告中声称，甲型H1N1流感病毒源自实验室，而非大自然，甚至很有可能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在得知此消息后，紧急召集了全球专家研究报告的真实性。最后根据意见，世卫认为吉布斯的证据并不充分。

　　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一致，但流感学界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譬如，美国哥比亚计算生物学教授拉瓦丹直接称之为“大杂种”——因为其八段基因的构成来自不同的人、猪与禽类病毒。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新病毒的8个片断来自美国的猪流感和来自欧洲的流感病毒间的混合重排。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管轶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基本把握了A(H1N1)型流感病毒的进化痕迹。“A(H1N1)的每一个基因片段，过去都曾在猪流感病毒中被发现。在它的前身长时间变异之中，不断有人类和禽类的基因片段混杂其中，最迟的是10年前，中间是30年前，最早的是90年前，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猪流感。”

　　“这个新病毒类似于一部拼装车，它的车门、方向盘和轮子分别出自宝马、奔驰和奥迪。” 管轶说，他们记录在案、或者能够在流感病毒基因库里查找到的“车款”——猪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太多了，因此发现这个新病毒的来源并不艰难。但该车什么时候组装的没人知道，现在最缺乏的是美洲的调查数据，这种病毒在北美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最大，因为那里最先发生死亡。

　　病毒进化树

　　管轶认为这部新车的故事是如此发展的：

　　1918年，也就是90年前，人类第一次，也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流感感染了人类，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这次大流感的罪魁祸首——H1N1流感病毒也感染到了猪类。于是人类世界与猪类世界里都有了H1N1流感病毒的存在，它们在两个种类的宿主世界里都有很长的发展史。

　　在人类宿主里，H1N1在1957年被H2N2流感病毒取代，变异的H2N2这时成为引发人类流感的病毒主力。1968年，又有新的A（H3N2）出现，至今不时诱发人们常规的季节性流感。不过诡异的是，1977年，曾经的H1N1病毒又出现了（很多科学家认为这是实验室疏漏的结果），与H3N2病毒共同流行至今。于是，几种人类流感病毒在人类的世界里游弋，潜伏。

　　在猪类宿主里，H1N1看起来稳定得多。1990年来一直是H1N1在引发“猪瘟”，但它有时也会感染上其它猪流感病毒，乃至人类H1N1病毒发展出来的其它流感病毒。这也是科学家们认为猪是流感病毒混合器的原因。

　　在11年前，A（H1N1）的远亲们，就在这种人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以及禽类流感病毒的多分支杂交进程中出现了——这个一系列过程很可能是在猪体内进行的，而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都经过了不同年份和不同地点的宿主内的分支变化，最后组合在一起。它的祖先来自三个大洲（欧美亚），它的基因片段曾在不同年代的猪流感病毒里发现过（有的包括了鸟类基因片段）。在管轶的图表里，它的内核由各种颜色（代表不同源头或不同地区）的特殊的基因片段组成——“细究下去，这是一棵巨大的进化树。”管轶说。

　　实验室的焦虑

　　虽然病毒随着全球化的迁徙而猖狂，但它的病死率似乎在降低。从最初的7%，一路下降到目前的0.8%左右。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流行评估小组在《科学》杂志上称，新型的H1N1流感死亡率比1918年大流感低很多，远低于禽流感及SARS。

　　5月13日，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变异后比艾滋病更可怕。但这个说法，管轶并不认同。就记者截稿日确认的情况而言，世界各地分离A（H1N1）病毒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变异。

　　不过管轶认为，这并不代表病毒在变弱，一个坏经验就是：大流感会有两到三个波峰，第一波的病死率比较低，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会超过第一波。而且，这个毒性较低但传染性较高的新流感病毒，仍然有与其它同类进一步杂交的可能性。“如果高致死性的禽流感基因与新的杂交流感病毒在某个宿主的体内相遇，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管轶说，“哪个国家都不敢说没有禽流感，而新型流感目前又正在暴发的阶段。”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网络有60多个实验室，以及各国的专家团队。每年，国际流感网络的专家们都会讨论各自检测到的流感病毒来源分布，但是，目前从事流感病毒（包括人类与动物类）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显著的认知缺陷：每年他们都能分离到很多变异的流感病毒株，但哪个会引起大流感？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每次疫情到来，疫情过去了，我们才能确定，哦，原来这种病毒株是高传染性的，或者说是毒性有多强，”广东疾控中心一位不具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预测（人类）大流感，在目前还没有这个可能。面对动物流感，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变成人传人的。”

　　多年来，从SARS到个别人类感染禽流感，到现在新型流感，疫情期间都是各种医药企业，或者医学设备制造商活跃在舆论舞台的阶段。相比之下，科学家们更关心的是病毒将如何变化的问题，不过结论往往难以得出。在不明确的阴影下，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让地球变得焦虑不安。除了“实验室病毒”这类看法，还有像A（H1N1）将比HIV更可怕的说法，也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以前天天叫狼来了，但它不来，当人们疲倦的时候，它就来了。”管轶的实验室里有几千株病毒，他认为促使政府和社会对流感有更多准备，是目前对抗流感疫情现实或潜在危机的最主要手段。“或许过几十年，我们才能等到在流感病毒肆虐之前把它击溃的机会。”

　　《南都周刊》：您认为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有无可比性？

　　管轶：根据目前积累的情况，新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地超过了SARS的时候，传染性是普通流感的3到5倍。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当前的北京等城市对疫情的防控手段，对遏止这次流感的扩散作用有限？事实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管轶：可以延缓一段时间。但它迟早还是会在我们身边暴发。近些天日本每天暴发几十例，事实上它也有防控，它也要考虑社会成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在下一个阶段调整我们的措施，譬如如何调配社会资源。我认为照搬SARS的经验来对付这次流感，是不行的。

　　从严从细对抗疫病是对的。我只是担心，随着病员增加，现在高度集中社会资源的做法会持续不下去，人们也会对疫病进入麻木状态，包括记者到时也没有心情采访了。

　　《南都周刊》：您本身是世卫全球流感专家的一员。您怎么样看它的措施？

　　管轶：我曾经也很焦虑。有国外媒体报道我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对这次疫情的反应太慢，这确实是事实。另外，每个国家的防控措施都要考虑经济社会方面的成本，所以世卫也要衡量发达国家的取向。

　　这个病毒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这么多易感人群，有这么多传染病，不过我们要知道，病毒未必要杀死你，它只求生存。用句老话，“不是我们无能，是敌人太狡猾。”就是这个问题，人类对这个病毒的认知才刚开始，病毒也在求生，你怎么监测，他都能找到生存之道，我们更需要与它周旋。

　　《南都周刊》：对大家来说，传染性比较强的这次流感是否更加可怕？

　　管轶：不会。这次流感的致命性比不上SARS和禽流感。据我所知，美国的死亡病例，基本上是因为患者本身有慢性病，流感只是加重了它的症状。这至少说明，要注意保护的更多是慢性病患者。

　　流感每年杀死的人在50万到100万之间，现在新流感发生两个月了，它的死亡率并不高，我们有必要告诉民众不需要过于惊慌，而是有针对性地防备。譬如，在美国，轻度的病人并不需要严密的隔离，先让他居家隔离，譬如找一个相对郊区的地方，提供生活用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