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璋

　　沈从文姑父生前曾计划写一个以我父亲张鼎和（又名张璋）烈士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却没有完成。我一家和从文姑父、姑母密切接触，始于抗日战争后期的昆明。当时，我们流落异乡，处境十分艰难，姑父姑母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怀和同情。全国解放后，我从解放区回来，母亲也从南方来到北方，定居于河北省保定市。母亲经常到北京看望他们和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两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通过母亲的叙述得知，从文姑父在抗战前以我父亲为原型，写出的中篇小说《大阮与小阮》，提出“要世界好一些，就要有人跳火坑”，以此为基础，激发起他进一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激情。他再三对我说：“我要写你们家。”他对自己的这一宏伟计划，名之曰：“跛者不忘履”，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完成它。

　　1950年10月，他随工作团到川南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得到了更多的启示，他在给兆和三姑的信上说：“若把四嫂（我的母亲）的叙述和这一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在成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1959年，他又提出“我可能决定写一年小说”，“大致到年底，可将廿五万字初稿完成”。

　　他不仅在我母亲到北京时，追踪寻访，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遍访了北京尚存的父亲老战友，并在这一年间，两次带病到河北省我的家中，访问我的母亲。他在给三姑的信上说：“已差不多把大事记下七万字左右。”“就这里记录看来，大架子已差不多了，只待贯穿补充一些空白点后，再即待写。”“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

　　这年12月，他看了《红旗谱》电影，信心大增，说：“从容不迫地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12万到15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

　　1961年年初，他住进了医院，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更有信心地说：“估计写出来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他把这个长篇划定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描写我父亲牺牲后，灵柩由安徽省会安庆运到故乡安徽省合肥西乡老宅子时，官僚地主大家庭对这位叛逆的殉道者，进行的种种刁难。他认为“由于对旧社会黑暗势力的了解，这一部分写起来可以得心应手”。第二部分，计划通过农民的口述，描写父亲生前从事革命活动的英雄形象。第三部分为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流亡异乡的困难情况。他也认为这一部分也是他熟悉的，写起来比较容易。于是，开始试写了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在试写中，遇到了不少难以解脱的困惑和矛盾。在客观上，他正在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牵涉了不少精力。在写作方式上，他认为这是一个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著作，“照普通章回小说写法，倒不困难，但近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满意，自己又通不过。”“当前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不够深入，写好人不够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应该用所谓“旧工具”的“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手法去写为好”。但，觉得这是“近乎不切实际的妄想”。“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文学和人的关系，已经明显和旧时代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严重困扰。用他的话说：“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的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想到打击批评，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消失一半。”“希望视党和国家的需要而定，做起来不至于犯大错误。”

　　1962年2月“大连会议”（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结束后两个月，毛泽东同志提出“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原有的主张受到批判。使他意识到“阶级性”，“在使用这些政治概念时，又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这部长篇创作计划就这样搁置下来。“文革”开始后，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上说：“收集的资料，连同通讯，通通焚于一旦。”长达十多年的收集资料、构思、试写，充满了探索、挣扎和反抗的苦恼经历，不得不就此结束了。

　　我作为从文姑父这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原型的女儿，亲眼目睹了他创作中的艰辛脚步，却没有捉摸到他内心世界跳动的命脉，不理解或不甚理解他的挣扎和痛苦。我们夫妇是党务工作者，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尤其是我的爱人来自农村，熟悉农村，与《红旗谱》作家梁斌是同乡、战友。为什么不能够帮助他在精神上绕过暗礁，拨开乌云呢？庆幸的是，从文姑父凭着他的智慧和执著精神，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作出辉煌成就，为他的晚年找出新亮点，取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