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骁骥

　　今年的6月8日是乔治·奥威尔《1984》出版60年纪念。1949年的这一天，伦敦的瑟克·瓦伯格（Secker & Warburg）出版社印行了《1984》，而今年刚好60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选择了在这个时候出版向奥威尔“致敬”的小说《1Q84》。一时间，洛阳纸贵，此书一周内发行量就达到96万本，英语、汉语译本的版权报价也随即飞升。

　　但对于村上借《1984》之名为新书造势的做法，英国媒体表现得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意在提高小说销量，与奥威尔本人扯不上什么关系。

　　如果说《1Q84》是“未读先热”，《1984》则有些明日黄花的味道。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近期以《怯懦胆小的温斯顿拯救了我们》为题，在《泰晤士报》撰文指出，《1984》的出现的确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但他对未来的具体预言并不十分成功，至少，对于电子技术为人带来的便利，奥威尔完全没能预见到。英国人是否已对奥威尔笔下的灰暗未

　　来感到了厌倦？除了零星见于报端的纪念性文章以及“企鹅出版社”刊行的《1984》纪念版，奥威尔似乎正逐渐被英国大众“遗忘”。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对于目前政局动荡、经济困难的英国人来说，一本书的出版，与自己实际生活的关系并不大。在如今连人们工作都朝不保夕的英国，要让英国人民像咱们纪念国庆60周年那样纪念他们早已熟读的

　　《1984》，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一九八四》最早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董乐山译。乔治·奥威尔

　　时代造成的误读

　　当1984年真正来临的时候，人们却颇为“高兴”地看到，奥威尔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言实际上有些落伍，甚至是某种失败。电视屏幕非但没发展为政府监视民众的工具，反而成为了人们消磨时间的一大方式；世界也并没有被一位斯大林式的“大哥级人物”所统治。不仅如此，1984之后不久，那些有“老大哥”倾向的国家纷纷易帜，甚至崩析。于是，有人预言说“历史终结了”，人类所追求的“美丽新世界”并不在无法确定的未来，而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而并不自知的现实生活。

　　说到《1984》的出版，不得不提先于它4年出版的《动物农庄》。直至正式面世，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曾前后辗转于5家出版社。当奥威尔1944年把这部“斯威夫特以来少有的讽刺文学”书稿寄给Faber and Faber出版社时，却遭到时任编辑的T.S.艾略特的退稿。艾略特在写给奥威尔的退稿信中虽不忘恭维奥威尔平实又不失优雅的文笔，但他给出的最终意见是，“我们没法确信书中的观点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视角。”结果，小说因为内容的“政治不正确”而遭“夭折”。

　　不过，历史上的政治正确与否从来都像抛向空中硬币的两面一样闪烁不定。一年以后，日本投降，美苏两大军事势力形成，“冷战”的序幕从此拉开。时移则事异，瑟克·瓦伯格出版社此时印行的《动物农庄》迅速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将小说中的公猪“拿破仑”和“雪球”类比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逐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几乎穷了一辈子的奥威尔，居然靠着版税买下了苏格兰一个偏僻小岛的寓所，并在那里写出了更为重要的作品《1984》。

　　奥威尔所担心的“那种社会”真的不会到来吗？60年后，小说里的政治烽火早已熄灭，但“老大哥”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

　　监视与被监视变成乐趣

　　无疑，《1984》为奥威尔带来了更高的声誉，但是他自己却深知作品的迅速走红不过是为弥漫于当时冷战政治气候增添了一个注脚。1949年正是令西方噤若寒蝉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前夜，对“社会主义”的咒骂与诋毁，早已充斥于人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与广播中。于是，《1984》中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形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西方声讨苏联与斯大林的长篇檄文，被人们当做政治宣传册来阅读。

　　奥威尔一直以独立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对于读者将其作品作如此的“政治诠释”，自然多有不满。在回答美国汽车工人协会寄给他的一封质问信件时，奥威尔辩解道：“我的小说《1984》并非有意对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进行攻击，我本人并不相信书中描写的那种社会真的会到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其实深植于大部分人的思维中，我只是将它以逻辑的方式表述出来。”

　　奥威尔所担心的“那种社会”真的不会到来吗？在距离“老大哥在看你”的口号第一次出现的60年后，小说里的政治烽火早已熄灭，但“老大哥”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们。据统计，在奥威尔的故乡英国，监控镜头的数量超过了420万台，如果以全国总人口来除，平均约每14个人的头顶就高悬着一只“老大哥的眼睛”，每人每天的行动会被摄像机“捕捉”达三百余次。

　　此等场景，与《1984》中描写的世界图景何异？伦敦的《旗帜晚报》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发现在奥威尔位于伦敦北部故居周围400码的范围内，居然“潜伏”着32台全天候工作的监控摄像头。“老大哥在看你”的口号，不仅战胜了小说的男主角温斯顿，更是在现实中击败了奥威尔自己。

　　实际上，《1984》所虚构的故事在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几乎就等于现实。因摄像与监视技术被滥用而产生的争议，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话题。设计监视系统的原意是作打击犯罪与恐怖分子之用，但自从美国提出“反恐战争”的概念以来，“监控”和“国家安全”的概念就被武断地焊接在一起。在这个前提下，“监控摄像技术”就有了发展的空间。

　　这些隐藏在暗处的小东西正不断蚕食着人们的隐私。购物习惯、社交活动以及乘汽车与火车的旅行，所有日常生活的细微部分，在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之下，无所遁形。欧盟多国之间数年前曾签订协议，确保监控数据的共享。更有甚者，在二战后以“民主”著称的德国，法院授权警察，为了监控潜在的抗议全球化的鹰派人士，竟然能对人们的邮件肆意检查。“法网恢恢”之下，无人能逃“老大哥”的视线。

　　最近，首都的某家报纸就刊登出一位尚未到医院就医的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监控录像截图和他数天的具体行程，作为特别报道。但曝光一个人乘地铁、打的、吃饭、散步等活动精确到分钟的时间和具体地点，除了可增加报纸销量之外，也不由得让人狐疑：我们周围到底潜藏着多少双关注我们一举一动的“老大哥的眼睛”？

　　当然，如果仅仅为了说明“个人隐私不可侵犯”这点意思，奥威尔大可不必殚精竭虑写作《1984》，最后还因连续熬夜写书而把自己的性命给搭上。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英国和美国，仍然有《1984》改编的戏剧和电影上演，出版社仍刊印此书的特别纪念版，足以说明它不应该被单纯理解为是一本应景的“讽刺”或者“预言”之书。在“老大哥”式的思维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今天，“看”与“被看”的双方已经不再停留于“监视”与“受控”的单向关系，而是相对的、可逆的。就像诗里的句子：“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们在被监视的同时，很可能也享受着监视他人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