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红：我们刚才探讨的这个新的方案，这个荷兰方案，它不是对所有的白血病患儿都有效的，它指的是说在儿童急性淋巴白血病，这部分群体大概占60%吧，所有白血病的60%，这部分孩子其实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更廉价，更有效的方案来治，但是目前这种方案在一般医院是不接受的，因为这个对它的整个效益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这个费用降到这个水平，可以治疗的孩子的数量是成几何级增长的，所以我们当知道有这么一个方案的时候，我是很高兴，很欣喜若狂的，特别希望能尽自己最大努力把这个方案推出去，

　　李小萌：所以作为一个基金会来讲，除了筹钱花钱之外，在这方面有没有去做一些努力呢？

　　李塬：我们小天使基金资助管理规则，其实我们原来都已经设定好了，我们筹来的善款的用途分几项，第一条是直接给孩子医疗费的资助。

　　李小萌：现在还没来得及进行第二个阶段。

　　李塬：为什么？很大原因就是我和她我们离职的原因就是什么？就在这句话，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被铺天盖地的压力淹没了，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去做第二个阶段的事儿。我离职的原因就是我希望我离开这个地方，能专心致志地，能把白血病儿童的救助，资金的救助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李小萌：在这个基金里边反而没有精力去干这件事儿？

　　李塬：对，没有精力，你可以想象，我们最多的时候三个工作人员，连她在内三个工作人员，其中专职的只有两个，在那种情况下每天我们接待求助的几十个吧，接待几十个上门求助的，然后每两分钟，不会超过两分钟就会有一个求助电话，你要知道这个求助不是一般的求助，最友善的求助是来了不说话，就守在你跟前，他可能会一天不走，这是最友善的求助。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给你下跪、流泪，就那样哭。再激烈的就发展到，拳头相向，有可能，侮辱、谩骂，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他不理解，你说什么都不理解。

　　李小萌：是很难的一个工作。

　　李塬：非常难的一个工作。

　　任瑞红：我比他可能要亲身经历的可能要体会要更深一点。

　　李小萌：因为你在那个阶段正好是求助的人增加的时候。

　　任瑞红：我在2007年整个就进入了小天使基金的巅峰状态，每天就像他说的，有点像什么？像我是一个大夫，旁边坐着很多来看病的，坐一溜，这个说完了那个说，这个说完了那个说，挨着说，说完了之后他不会走，他可能会排到后面去，又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精神上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倒不是说这些压力会让我离开，但是如果小天使基金这么做下去，我感觉太绝望了，我还是想抽出身来冷静地来想一想这个事情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我用我自己的力量，我用我自己目前的资源，怎么才能探求一条真正的能够解决白血病患者生存的一个方法。

　　李塬：其实在马书军这个事件之前，小天使基金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马书军这个事儿，小天使基金咱们刚才说到，它也做不下去，就是刚才说，求助的比例和我们获得捐款的比例，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刚才说到可能几十分之一就会发展到上千分之一，有意义吗？

　　李小萌：但是你同时也说过，对于很多患儿家长来讲，小天使基金是一个希望，如果这个希望不摆在这儿了，甭管它是不是真的给他实际的帮助，不摆在这儿了，他们又向谁去求助呢？

　　任瑞红：所以我当时说这个事件可能受打击，受伤害最大的是白血病患者的家长这个群体，以前没有小天使基金的时候，这些家长也是在自己互相帮助，但是有了这个平台，他们反反复复就给我们表明这么一个态度，就说如果小天使基金资助我，我会继续带着孩子看下去，继续怎么怎么样。

　　李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经常有这个感觉，隔着听筒感觉到家长那个心情，他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他放弃的理由，但是我理解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因为真正能为自己的孩子，尽管是自己的孩子，负起责任来，在大多数家长放弃的时候，还有10%、20%的家长不放弃，包括像马书军这样的，他其实真是没有坚持的理由，他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基础，但是他恰恰坚持下来了，

　　李小萌：李小萌：在极度缺钱的时候他们又会怎么想？

　　任瑞红：极度缺钱的时候，钱可以换命的时候，家长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说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去搞钱，哪怕违法犯罪的念头肯定动过，缺钱的人都动过，他可能没胆子去，没有几个人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肯定都动过这种念头。

　　李小萌：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还得说希望在哪儿？

　　任瑞红：我以前在媒体上表达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白血病治疗是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有很多环节，医院、医生、志愿者，包括你们媒体，包括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这些工作的公益机构，最重要的是家长，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自己拿出自己的行动，然后它才能够转起来。

　　李小萌：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