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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掀起新“知青下乡”热潮 80后村官面临突围

2009年06月16日10:04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他们对农村的理解与现实之间尚存在很多错位之处。对此,有人选择了适应,有人选择了突围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北京)

  3个月了,陆成田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区人事局召集区内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大学生村官,宣读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关续聘的文件。续聘一事,从此前有关部门一直承诺的“想留就留”,变成了“只留20%”。陆成田续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黄了。

  这意味着,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学生村官,在距离合同期满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将有80%的人必须再次面临出路问题。

  难题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洼里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陆成田的顶头上司。石景明至今还记得2006年3月村官汇报自己规划的场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飞扬。听着一个个气势磅礴的规划,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实现吗?”

  陆成田自己有一个成型的规划。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植了一些中药材,颇有心得。现在,他想把这个试验移植到农村。在他看来,这至少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己是学这个的,又有这方面的实践;二是自己的导师在行业内渠道甚广,销售应该不是问题;三是洼里村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达两亩以上,正适合大规模推广。

  来马坊之前,陆成田对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应该算个副村级,在村领导不懂业务的情况下,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二是主要负责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致富”。他记得,当时的宣传中,有两块内容被着力渲染,一是“为副处级干部储备”,二是“为新农村建设加力”。

  马坊镇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两个试点之一。当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来自中国农大,15名来自北京联大。由于上任的时间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个多月,这些人受到了媒体几乎密不透风的关注。陆成田后来的合作伙伴、马坊镇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镇的30位村官,几乎每个人都在媒体上露过脸。

  要想推广种植,先要让村民看到好处,陆成田决定先找一块试验田。洼里村书记石景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过失败的先例,大家对中药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当时全民关注村官的大形势下,村主任还是腾出了几分地给他。陆成田于是远赴河北挑选种子,同行的还有他的师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陈娟。

  其他的村官也跃跃欲试,马坊镇开始进入第一轮密集的创业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辉想办一个家教班,给村里的孩子免费辅导;高浮图想着怎样能将本地丰产的桃,供应给就在不远处的顺义设厂的汇源果汁。

  陆成田的种子刚下地,就碰上了第一个难题:怎么浇水?虽然水井就在50米远的地方,但还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过来。村委会门卫张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么运过去?村民的架子车一趟就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村民会不会帮你?

  陆成田原来想,这个试验是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点帮助理所应当。但他很快发现,村民根本不理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把他们看成一群“不会干农活”的“外乡人”。村官们一腔热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个个来自于书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们满腹狐疑,冷眼旁观。村领导也在撂给他一块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电的问题,浇水就要接电,电费谁来出。还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问题。陆成田原来以为,这些杂事都会有人帮他料理,他只需稳坐中军帐,提供点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想法,在当时初来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东店村的大学生村官李丰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实就是技术员。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景明说,这一时期村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浓,“想法很多,但有点脱离实际”。到了第二年,村里又来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来,踏实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没事就坐着。”

  陆成田说,他本来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为他看到了村民对此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实验取得了成效,也会在随后的推广中折戟沉沙。于是,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种子,从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结局。

  陈娟的中药材试验,由于没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最终半途而废;程宣辉的家教计划,最终消弭在漫长的等待中;高浮图专门去了一趟顺义,发现汇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并且非常稳定。

  只有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看起来有些眉目。这个日后被广泛宣传的创业典型,为村官王丽娜赢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在其他村官看来,这一项目的成功,除了公认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台。

   错位

  陆成田承认,自己以前对农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画面,应该是“很多村民围着我,问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村干部对发展生产也不十分积极,石景明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已归各家各户,村干部很少有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村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也不在发展生产,而在维护稳定。

  石景明说,维稳占据了村干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很难再给生产挤出时间。此事之所以占据了太多的精力,是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已有的问题,还要紧盯其中的隐患。而后者让他们的神经时刻紧绷,因为他们的考评直接与此挂钩。“有上访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钱”。

  但除了户口等一些现实考量外,大学生村官就是奔着发展生产来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马坊镇近10位村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近乎一致,要么是为了自己创业,要么是带领村民致富。

  有时候,他们还要尽量避免陷入维稳的漩涡中。“一旦村里有纠纷,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石景明说,他们管不了,也不愿管。

  “村里的水很深。”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纠纷可能涉及几代人的恩怨,一个外来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一开始,他曾试着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赔进去的经历后,从此对这种事敬而远之。

  而真正的威信,却又总是在解决此类争端中培养起来的。“得能镇住他们。”石景明说。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村官要图发展,需要在村民中树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于他们极不愿意涉入的维护稳定问题中。

  突围

  但有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陈娟,在种植中草药失败后,又将视线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这一拨村官中唯一的硕士。农学出身的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农业项目,在刚来的第一年显得尤为急迫。

  但马坊镇工业城镇的定位,正让农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二条街的草莓项目获批后不久,农业大棚的大门也渐渐关闭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后,2007年初,陈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这是一个早已试验成熟的品种,口感与牛奶相近,推出后在农大很受欢迎。

  由于不改变原有土地的用途,这一项目在2007年4月份顺利获批。

  此时,由王丽娜和刘亚鹏主持的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早已名声在外,在经过了与农村一年的磨合后,村官们之前受挫的创业意愿再次抬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已在过去的一年里渐渐生长。陈娟的合作伙伴、村里的另一位大学生高浮图说,甜玉米项目后来能获得推广,受惠于他们在这一年中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与村后的铁路货运站交涉,为村里赢得了赔偿。梨羊村紧邻铁路,经常有大量的煤渣倾倒于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风卷着煤渣,吹向正处于受粉期的桃树,几成灭顶之灾。村民找到村委会,正值村领导不在,两位村官就把这活给接下来。

  货运站领导认定了两位村官只是想出出风头,就以利诱之,说自己跟镇上领导很熟,“说一两句好话,就能给你们评个先进”。两人没理这一套,继续交涉,最终为村民要回了赔偿。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时,堵上了村里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东西被淹。他们俩拿着相机,把施工现场的情况一一拍下,最终也要回了赔偿。

  这两件事情过后,两人明显感觉到,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村领导拍着胸脯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想干啥,村里绝对支持。没有地,挤也要给你们挤出来。

  甜玉米第一年试种的5亩地,就是5个村干部一亩一亩挤出来的。第二年推广的350亩,其中的300亩是陈娟从邻村租来的,另外的50亩,来自于村里的“比较可靠”的农户,村干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这350亩地,陈娟都会和农户签合同,给他们承诺一个保底价。“保底价一般是每穗3毛6钱。按照亩产3000穗算,这已经比原来种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块钱。”

  “如果卖出的价钱高出保底价,多余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费后,还要还给村民。”这样算下来,在推广种植的2008年,农户的实际收入接近每穗4毛钱,一亩地算下来差不多1500块,比原来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销售始终是个大问题。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如果甜玉米卖不出去,陈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图、王丽娜,将不得不支付高达35万元的土地保底价。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陈娟承担——2007年11月,由陈娟发起成立了“新三农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陈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图和王丽娜任理事。

  陈娟相信,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东西,只要努力找市场,总能找到销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场上去卖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2008年的销售渠道中,市场批发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额。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个高端礼品的加工商。私下里他们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镇政府帮忙的高浮图一听说谁要买礼品,就会忙不迭地推荐这些甜玉米。

   自救

  全额续聘的希望落空后,摆在陆成田面前的路还有几条:参加续聘考试,挤进20%的行列;参加专为村官准备的公务员考试;再有就是自谋生路。

  前两者陆成田不抱什么希望。一是竞争激烈,二是加分因素在其中左右态势。这两场专门针对村官的考试,都制定了各级优秀的加分政策。其中续聘考试的加分幅度尤大:国家优秀加30分,市级优秀加20分,区级优秀加10分。“而试卷本身只有100分,且只按其70%计入总成绩。总成绩的另一部分,就是这些全额计入的加分。”

  由于续聘考试距离政策的宣布只有4天,加分因素在这些仓促上阵的考生中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果然,在平谷区所有续聘的30人名单中,各级优秀占了其中的28位。王丽娜凭借30分的加分,从原始排名的第57位一下子升至第1位。

  由于优秀的评选标准不为人知,这些评选的公正性引来一些质疑。高浮图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在奥运期间获得的“首都"迎讲树"活动先进个人”可获20分的加分,自己同为奥运荣誉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先进个人”却没有加分。

  今年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加分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国家级优秀加12分,市级优秀加10分,区级优秀加5分。

  在主动放弃了上述两次考试后,陆成田开始在网上向用人企业投简历。

  他发现,自己在农大时所学的专业技术,早已在过去的3年里日新月异。学弟学妹们现在谈论的热点问题,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话语体系。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企业解释自己这3年的经历。发了10来份简历,没有一点回音,陆成田有些丧气。但高浮图告诉他,自己发了不下500份简历,同样杳无音信。

  程宣辉接到了首钢公司的面试通知。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来自于各大国有企业接到的市里有关安置村官的通告。他的信息在通告上被首钢看到,学食品的他于是顺利地进入首钢的后勤部门。多位村官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时,都提及这个让他们叹为观止的成功案例。

  陆成田和高浮图决定不再作无谓的努力。此前他曾为第二轮任期内创业购买了纸箱机,于是在马坊镇敬老院的几间平房里,他们开办了一家纸箱厂。

  马坊是平谷的工业重镇,占地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和近2000亩的物流园区或行将破土或已开始招商。在陆成田看来,这些将为纸箱厂提供充足的消费需求。另外,平谷的桃香飘千里,每一家桃农一年也要消费几百个箱子。

  对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主创业,陆成田说,除了多条路都被封死外,还有始终吸引他的农村对于创业的各种便利。

  比如,他们租了5间总共近百米的房子,房租1年8000元;他们雇了两位附近村里的残疾人,每个月的工资每人不到千元。“这样的成本,在城市里都是不可想象的。”随着郊区交通的日趋便利和周边工业的快速兴起,陆成田说,这些优势将转化为更为诱人的投入产出比。

  唯一困扰他的是钱的问题。6月初,这个厂前前后后已经投入六七万元,这已经耗干了陆成田和高浮图以及另外一位“二年级村官”鲁书成有限的储蓄。

  唯一鼓舞他们的是销售的形势。开业一个月来,从淘宝网上淘来的订单渐有增加的趋势,5月31日当天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10单。他们算了算,开业首月的收入已有五六千元。虽然距离赚钱依然很远,但陆成田说,他已能够看到这一天。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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