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他们对农村的理解与现实之间尚存在很多错位之处。对此，有人选择了适应，有人选择了突围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北京)

　　3个月了，陆成田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区人事局召集区内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大学生村官，宣读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关续聘的文件。续聘一事，从此前有关部门一直承诺的“想留就留”，变成了“只留20%”。陆成田续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黄了。

　　这意味着，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学生村官，在距离合同期满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将有80%的人必须再次面临出路问题。

　　难题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洼里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陆成田的顶头上司。石景明至今还记得2006年3月村官汇报自己规划的场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飞扬。听着一个个气势磅礴的规划，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实现吗？”

　　陆成田自己有一个成型的规划。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植了一些中药材，颇有心得。现在，他想把这个试验移植到农村。在他看来，这至少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己是学这个的，又有这方面的实践；二是自己的导师在行业内渠道甚广，销售应该不是问题；三是洼里村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达两亩以上，正适合大规模推广。

　　来马坊之前，陆成田对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应该算个副村级，在村领导不懂业务的情况下，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二是主要负责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致富”。他记得，当时的宣传中，有两块内容被着力渲染，一是“为副处级干部储备”，二是“为新农村建设加力”。

　　马坊镇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两个试点之一。当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来自中国农大，15名来自北京联大。由于上任的时间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个多月，这些人受到了媒体几乎密不透风的关注。陆成田后来的合作伙伴、马坊镇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镇的30位村官，几乎每个人都在媒体上露过脸。

　　要想推广种植，先要让村民看到好处，陆成田决定先找一块试验田。洼里村书记石景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过失败的先例，大家对中药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当时全民关注村官的大形势下，村主任还是腾出了几分地给他。陆成田于是远赴河北挑选种子，同行的还有他的师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陈娟。

　　其他的村官也跃跃欲试，马坊镇开始进入第一轮密集的创业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辉想办一个家教班，给村里的孩子免费辅导；高浮图想着怎样能将本地丰产的桃，供应给就在不远处的顺义设厂的汇源果汁。

　　陆成田的种子刚下地，就碰上了第一个难题：怎么浇水？虽然水井就在50米远的地方，但还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过来。村委会门卫张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么运过去？村民的架子车一趟就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村民会不会帮你？

　　陆成田原来想，这个试验是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点帮助理所应当。但他很快发现，村民根本不理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把他们看成一群“不会干农活”的“外乡人”。村官们一腔热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个个来自于书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们满腹狐疑，冷眼旁观。村领导也在撂给他一块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电的问题，浇水就要接电，电费谁来出。还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问题。陆成田原来以为，这些杂事都会有人帮他料理，他只需稳坐中军帐，提供点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想法，在当时初来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东店村的大学生村官李丰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实就是技术员。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景明说，这一时期村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浓，“想法很多，但有点脱离实际”。到了第二年，村里又来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来，踏实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没事就坐着。”

　　陆成田说，他本来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为他看到了村民对此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实验取得了成效，也会在随后的推广中折戟沉沙。于是，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种子，从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结局。

　　陈娟的中药材试验，由于没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最终半途而废；程宣辉的家教计划，最终消弭在漫长的等待中；高浮图专门去了一趟顺义，发现汇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并且非常稳定。

　　只有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看起来有些眉目。这个日后被广泛宣传的创业典型，为村官王丽娜赢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在其他村官看来，这一项目的成功，除了公认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台。

　　 错位

　　陆成田承认，自己以前对农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画面，应该是“很多村民围着我，问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村干部对发展生产也不十分积极，石景明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已归各家各户，村干部很少有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村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也不在发展生产，而在维护稳定。

　　石景明说，维稳占据了村干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很难再给生产挤出时间。此事之所以占据了太多的精力，是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已有的问题，还要紧盯其中的隐患。而后者让他们的神经时刻紧绷，因为他们的考评直接与此挂钩。“有上访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钱”。

　　但除了户口等一些现实考量外，大学生村官就是奔着发展生产来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马坊镇近10位村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近乎一致，要么是为了自己创业，要么是带领村民致富。

　　有时候，他们还要尽量避免陷入维稳的漩涡中。“一旦村里有纠纷，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石景明说，他们管不了，也不愿管。

　　“村里的水很深。”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纠纷可能涉及几代人的恩怨，一个外来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一开始，他曾试着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赔进去的经历后，从此对这种事敬而远之。

　　而真正的威信，却又总是在解决此类争端中培养起来的。“得能镇住他们。”石景明说。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村官要图发展，需要在村民中树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于他们极不愿意涉入的维护稳定问题中。

　　突围

　　但有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陈娟，在种植中草药失败后，又将视线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这一拨村官中唯一的硕士。农学出身的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农业项目，在刚来的第一年显得尤为急迫。

　　但马坊镇工业城镇的定位，正让农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二条街的草莓项目获批后不久，农业大棚的大门也渐渐关闭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后，2007年初，陈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这是一个早已试验成熟的品种，口感与牛奶相近，推出后在农大很受欢迎。

　　由于不改变原有土地的用途，这一项目在2007年4月份顺利获批。

　　此时，由王丽娜和刘亚鹏主持的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早已名声在外，在经过了与农村一年的磨合后，村官们之前受挫的创业意愿再次抬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已在过去的一年里渐渐生长。陈娟的合作伙伴、村里的另一位大学生高浮图说，甜玉米项目后来能获得推广，受惠于他们在这一年中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与村后的铁路货运站交涉，为村里赢得了赔偿。梨羊村紧邻铁路，经常有大量的煤渣倾倒于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风卷着煤渣，吹向正处于受粉期的桃树，几成灭顶之灾。村民找到村委会，正值村领导不在，两位村官就把这活给接下来。

　　货运站领导认定了两位村官只是想出出风头，就以利诱之，说自己跟镇上领导很熟，“说一两句好话，就能给你们评个先进”。两人没理这一套，继续交涉，最终为村民要回了赔偿。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时，堵上了村里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东西被淹。他们俩拿着相机，把施工现场的情况一一拍下，最终也要回了赔偿。

　　这两件事情过后，两人明显感觉到，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村领导拍着胸脯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想干啥，村里绝对支持。没有地，挤也要给你们挤出来。

　　甜玉米第一年试种的5亩地，就是5个村干部一亩一亩挤出来的。第二年推广的350亩，其中的300亩是陈娟从邻村租来的，另外的50亩，来自于村里的“比较可靠”的农户，村干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这350亩地，陈娟都会和农户签合同，给他们承诺一个保底价。“保底价一般是每穗3毛6钱。按照亩产3000穗算，这已经比原来种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块钱。”

　　“如果卖出的价钱高出保底价，多余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费后，还要还给村民。”这样算下来，在推广种植的2008年，农户的实际收入接近每穗4毛钱，一亩地算下来差不多1500块，比原来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销售始终是个大问题。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如果甜玉米卖不出去，陈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图、王丽娜，将不得不支付高达35万元的土地保底价。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陈娟承担——2007年11月，由陈娟发起成立了“新三农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陈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图和王丽娜任理事。

　　陈娟相信，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东西，只要努力找市场，总能找到销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场上去卖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2008年的销售渠道中，市场批发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额。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个高端礼品的加工商。私下里他们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镇政府帮忙的高浮图一听说谁要买礼品，就会忙不迭地推荐这些甜玉米。

　　 自救

　　全额续聘的希望落空后，摆在陆成田面前的路还有几条：参加续聘考试，挤进20%的行列；参加专为村官准备的公务员考试；再有就是自谋生路。

　　前两者陆成田不抱什么希望。一是竞争激烈，二是加分因素在其中左右态势。这两场专门针对村官的考试，都制定了各级优秀的加分政策。其中续聘考试的加分幅度尤大：国家优秀加30分，市级优秀加20分，区级优秀加10分。“而试卷本身只有100分，且只按其70%计入总成绩。总成绩的另一部分，就是这些全额计入的加分。”

　　由于续聘考试距离政策的宣布只有4天，加分因素在这些仓促上阵的考生中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果然，在平谷区所有续聘的30人名单中，各级优秀占了其中的28位。王丽娜凭借30分的加分，从原始排名的第57位一下子升至第1位。

　　由于优秀的评选标准不为人知，这些评选的公正性引来一些质疑。高浮图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在奥运期间获得的“首都"迎讲树"活动先进个人”可获20分的加分，自己同为奥运荣誉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先进个人”却没有加分。

　　今年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加分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国家级优秀加12分，市级优秀加10分，区级优秀加5分。

　　在主动放弃了上述两次考试后，陆成田开始在网上向用人企业投简历。

　　他发现，自己在农大时所学的专业技术，早已在过去的3年里日新月异。学弟学妹们现在谈论的热点问题，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话语体系。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企业解释自己这3年的经历。发了10来份简历，没有一点回音，陆成田有些丧气。但高浮图告诉他，自己发了不下500份简历，同样杳无音信。

　　程宣辉接到了首钢公司的面试通知。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来自于各大国有企业接到的市里有关安置村官的通告。他的信息在通告上被首钢看到，学食品的他于是顺利地进入首钢的后勤部门。多位村官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时，都提及这个让他们叹为观止的成功案例。

　　陆成田和高浮图决定不再作无谓的努力。此前他曾为第二轮任期内创业购买了纸箱机，于是在马坊镇敬老院的几间平房里，他们开办了一家纸箱厂。

　　马坊是平谷的工业重镇，占地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和近2000亩的物流园区或行将破土或已开始招商。在陆成田看来，这些将为纸箱厂提供充足的消费需求。另外，平谷的桃香飘千里，每一家桃农一年也要消费几百个箱子。

　　对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主创业，陆成田说，除了多条路都被封死外，还有始终吸引他的农村对于创业的各种便利。

　　比如，他们租了5间总共近百米的房子，房租1年8000元；他们雇了两位附近村里的残疾人，每个月的工资每人不到千元。“这样的成本，在城市里都是不可想象的。”随着郊区交通的日趋便利和周边工业的快速兴起，陆成田说，这些优势将转化为更为诱人的投入产出比。

　　唯一困扰他的是钱的问题。6月初，这个厂前前后后已经投入六七万元，这已经耗干了陆成田和高浮图以及另外一位“二年级村官”鲁书成有限的储蓄。

　　唯一鼓舞他们的是销售的形势。开业一个月来，从淘宝网上淘来的订单渐有增加的趋势，5月31日当天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10单。他们算了算，开业首月的收入已有五六千元。虽然距离赚钱依然很远，但陆成田说，他已能够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