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领导的世行发展部门人才济济，被认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门，250位工作人员中，40位为资深学者。

　　如果说这些学者的个性对林毅夫这个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么他们的共性则是另一个考验---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视角与生俱来。

　　正如林毅夫所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善良，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林毅夫告诉本刊记者。

　　而他的到来，给世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在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上。

　　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正印证了这一点。林毅夫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实践，促使世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的助手Merrell Tuck女士说，林的许多观点很多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邹加怡对本刊记者说，林毅夫为世行带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素材来自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就任以来，他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世行内外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林毅夫曾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8月，他曾和一些发达国家央行行长和知名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当时的话题是：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目前的金融危机。

　　“当时，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地说，30年后，大多数普通人可能都不记得这场危机了，最多，这场危机不过是金融经济学教案上的一个案例。”林毅夫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知道大萧条的教训，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知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我当时却认为，当我们回顾过去，每次危机总是由于新的情况和原因导致，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却很难避免预料不到的因素导致的危机，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他说。

　　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自然让许多人刮目相看。但林毅夫每次谈及，又总是表现出其惯有的谦逊。他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要尽职尽责，但很多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还要鼓励我的同事，集合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

　　尽管金融危机异常严峻，发展任务格外繁重，但林毅夫也有信心。他曾雄心勃勃地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将其手下这些研究学者的研究年限加起来，将超过1000年，“把这1000年的智慧发挥出来，没有不能解决不能研究清楚的问题。”

　　“超越凯恩斯主义”

　　林毅夫深知佐利克器重自己的原因。在赴世行任职前，他就表示，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帮助亟需脱贫的非洲国家，“我将借世行这一平台促进这种经验的交流，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找到富裕之路。”

　　他说，之所以世界许多国家数十年都无法摆脱贫困，一个原因是当前的理论似乎并不完美，“我希望从中国、从东亚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能发展出相关理论，产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性。本刊记者旁听了林毅夫的多次演讲和研讨，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他介绍中国克服金融危机的经验。

　　他指出，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为应对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中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尤其是投资在瓶颈领域，在林毅夫看来，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妨借鉴。

　　这一点也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同。本刊记者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佐利克也强调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其具体措施和林毅夫几无二致。显然，作为世行最高经济权威的林毅夫，其观点已深深影响了世行及其领导人。

　　林毅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邹加怡说，林毅夫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角度，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断；他通过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将财政刺激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上的观点；他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业进程的主张。

　　“林毅夫的业绩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产品，更在于出人才，出思想。”邹加怡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