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法官张传海的时候，他刚刚从医院做完透析回来。面色发黑的张传海显得很疲劳，说话软软的。张传海的同事说，由于他的尿毒症拖了几年才治疗，现在每周要做两次透析，这是做血透的反应。

　　尽管如此，每次做完透析后，张传海都会径直返回法院办公室上班。为了让张传海多休息，安徽省芜湖县法院去年底把他从执行局调到监察室工作，希望他能够更好地调整，但仍然没有阻止他忙碌的脚步：在执行局没有执行完的案件，他说对案件熟悉由他来执结；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他把日常工作担了起来；担任审委会记录工作的同志换了岗位，他又担起了记录和整理工作……

　　同事们觉得他似乎更忙了。院领导要他不要管那么多“闲事”，甚至下命令让他休息，却没有效果，张传海仍然我行我素地忙碌着。

　　“我得的这种病我心里清楚，能多做点事就多点，一下子倒了，想做都不行了。”张传海说，15年前从一名企业干部成长为一名法官，他就把生命交给了法官这个神圣的职业。“我深深地为自己遗憾，没想到得了这种病，如果能够换肾延长生命，我要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来用！”

　　张传海的法官生涯就是在和时间拼搏中度过的。他先后担任过基层法庭书记员、助理审判员，执行庭审判员等职务，仅在执行庭工作4年多时间，执结案件300余件，其中60多件是“老大难”。

　　芜湖县陶辛镇农民崔德花16岁的儿子胡某因一起交通事故伤了左腿，因为无钱治疗左腿大片地腐烂，可是几名被执行人分散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北部。接到崔德花夫妇的申请后，张传海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一个交代！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执行的难度。等他赶到蒙城执行后发现，早在诉讼阶段被执行人就做好了规避执行的准备。公司变更了一次又一次，障碍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所查询的近十个账号均无存款或已停用。好不容易找到了被执行人一个有钱的账号，银行以被执行公司吵得厉害为由不予配合。为了不让花季少年再哭泣，张传海先后奔波到安徽省高院、省农行、银监会等部门寻求协助，最终将该案执结。

　　听说张传海得了尿毒症，崔德花和丈夫来到芜湖县法院看望张传海。看到张传海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两位纯朴的农民哭了：“张法官，你是个好人，老天不公啊，好人不应该得这种病啊！”

　　然而，没等崔德花和丈夫的安慰话讲完，张传海又开始问起崔德花孩子和家庭的情况。当听说崔德花的孩子留下残疾、生活都不能自理，仅靠崔德花夫妇在镇上卖菜维持家用和帮助孩子治疗，张传海又管起了“闲事”。他对崔德花夫妇说，他将向法院领导汇报，自己会帮她跑，争取给小孩办些残疾人补贴或低保。

　　同事们说，他就是爱管这样的“闲事”，一个案子办下来，好事要办很多。因此，张传海十分渴望能够换一个肾，这不仅是他对生命的渴望，更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工作，来做好事。

　　2005年5月，张传海在体检中被查出患病，他没有声张，以为自己的身体好，能够抗过去。2007年4月，他被确诊患有尿毒症后，仍然采取保守治疗，带病坚持工作。法院领导实在拿他没辙了，算是“绑架”把他送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于今年1月被迫做手术进行血液透析。

　　“目前每周两次透析，效果已经不大了。”张传海说，他希望换肾，可医保最多15万元封顶，而换肾至少36万元，这对于张传海来说实在没有办法解决。

　　张传海出身农村，妻子是一名下岗职工，儿子正在读大学，老父亲去世不久，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全家仅靠张传海一人的薪水供养，其间的拮据可想而知。今年初，张传海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尽管有一定比例的公费医疗，但每周一次血液透析的高昂医疗费使这个本就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我热爱生命，我渴望工作，我希望换肾……”记者从张传海的眼神里、言谈中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强烈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