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海军报刊登一个中学生给她父亲的信。题目是《爸爸，为官做人要问心无愧》，劝已任某支队政委的父亲清廉为官：“做官一定要低调，不能摆出一副做官的架子”；“要虚心学习，尽量不要喝酒，不能把喝酒多少与热情程度画等号”；“当领导就要当得问心无愧”。这话出自一个领导干部的孩子之口，特别感人。信公开发表后，引起官兵极大关注，称这是“温馨的提醒，有力的监督”。受此事启示，某大队26名干部家属签订了“廉政监督承诺书”。

　　一则报道总是会很快过去的，但像这样内容厚实的报道，会给人留下长久的沉思。这封信，没有披露惊人的材料，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是父女间一次亲情交流，何以引起如此广泛反映？就在于它触及了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干部的家庭成员在反腐倡廉中应起什么作用。

　　人，是重亲情的。亲情，常见的解释是亲族、亲属间的感情。黑格尔将其概括为“爱”，因为家庭就是体现在成员之间在“爱”的基础上联系起来的一个集体，而每个成员就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如此论述有点“咬口”，但说白了也简单，亲情就是基于血缘产生的特殊情感，并表现为利益的共性。这种情感即使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也是比较稳固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家庭情感上，有明显的消极面。孔子主张为“新者讳”。有人对孔子说，我们乡间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一只羊，他跑去做见证。孔子立即反对，说我们乡间的人不会这么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春中矣。”这实在是怪论，相互隐瞒丑事，还有什么“直”可言！这种“亲情”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维护家庭不正当利益甚至恶行的遮羞布。也许孔圣人觉得这“太过分”了，也讲了“父过”子应“谏劝”的话，但强调方式上应“低声下气”，父不改，子必须继续“孝”。这种混淆是非的家庭伦理，直至今天仍有消极影响。这些年发生的重大贪污受贿案，有不少是家庭窝案，一家几代人共同犯罪，实在令人痛心。在这种背景下，上述劝廉信，就显得十分可贵，表现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也体现了亲情的纯洁和升华。亲情，有它稳定性的一面，但终究要受时代的影响。今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在家庭关系上有所显现。胡锦涛主席提出“八荣八耻”，既是对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具体要求，也为家庭伦理和亲情注入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官员多数是廉洁的，但一个好汉要“三个帮”。官员只有头脑清醒，才能在行为上清廉，做到这一点，亲属的态度至关重要。亲属经常提醒，会使官员及时察觉自己行为的不端，防止顺坡下滑，不可收拾。一个副省长犯重罪判死刑，临刑前他的儿子对他说，自己已有了工作，以后一定走正道，你可以放心上路。看来儿子并不糊涂，但闻之人们感到凄凉和悲伤。此人犯罪自作自受，不能牵连亲属。但他犯如此重罪，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做儿子的如有正常亲情，在老子刚犯罪时，能劝说和提醒，也许事情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记住这种教训是有益的。

　　当官员在犯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亲属坚决反对和尖锐批评，是对其挽救有效的方法。东北某地一个女大学生，发现在政府机关任处长的父亲有贪污受贿迹象，立即当面严责，并下跪促其自首。但其父存侥幸心理，借出差躲风；女儿丢下功课，随其到外地继续劝说。此人终于醒悟，在执法机关采取措施之前，讲清问题，获得不起诉的宽大处理。这样的作用是亲属之外的人很难起到的；女儿的言行，也是对亲情的很好诠释。

　　亲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应该以一种“灭亲”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亲属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当劝说、批评无济于事的时候，家庭成员应勇于公开揭发。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文化有其耀眼的亮点，就是大义灭亲。这看似无情实有情。有那么一个省的政协领导，是一位能干的女将，贪污受贿，罪行深重，在犯罪过程中，把自己的第二代及一些亲属拉进她的犯罪团伙，而这些人乖乖听其指挥，成为典型的家庭窝案。只有她的丈夫，一个当处长的老干部，一直劝说、反对。但他到此为止，只当面反对，不公开揭露。亲情模糊了他的眼睛，亲情盖过了党性。事情暴露后，一家人除了这位老处长外，全受到法律制裁。这位老干部应该想想自己的入党誓言，想想自己的革命实践，也许能悟出点教训吧！面对腐败，亲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反腐的力量，也可能完全异化，成为掩护腐败的势力，成为腐败的加速器。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亲情，只有合乎社会主义道德，不违背法律和纪律，才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