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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简·奥斯汀和势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英伦才子兼帅哥阿兰·德波顿，显然认为百年前的奥斯汀是反势利的先驱。他在《身份与焦虑》里，专门论及前辈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女作家的崇高愿望以及小说主人公芬妮的高尚品德大加赞赏。

　　芬妮与抚养她长大的姨妈一家，属于差别迥异的两个阶层，难免受轻视。连最慷慨慈爱的姨夫都说：“我们应该让她记住，她不是一位伯伦特小姐……她们的地位、财产、权利和前途永远都是大相径庭的。”

　　为了打破上流社会的偏见，奥斯汀赋予芬妮以美德——她瞧不起那些只知道地位、名分、财富的上流人士，她以自己的宽容坚忍和高贵灵魂卓尔不群——当作家笔下的人物在身份地位上居于劣势时，她都给予她们美好的品格，从而使其配得上流阶层所强调的“高贵”。

　　这让人想起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他与奥斯汀这样的小女子本无可比性。除了一点——他希望他的某个小人物有力量时，他就赋予他道德优势，让他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精神的高贵让作家远离世俗偏见。于是，阿兰感慨：“在读完《曼斯菲尔德庄园》之后……我们会像她在小说中所教的那样去待人接物，我们将学会辨认和避免贪婪、傲慢和狂妄，转而欣赏我们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的美德。”

　　可这个大才子似乎忘了，奥斯汀从来都对贫穷心怀恐惧；她不大看得起穷人——当然，她对他们充满同情；她一边讥讽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俗，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一边底气十足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贫穷一样摧毁人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另一种评价里，奥斯汀是个十足势利眼了。

　　受阿兰夸奖的芬妮，在迫不及待重归父母家时，就被那里的贫困无序吓着了。好在是临时省亲，不然，我们身体柔弱的女主角，非“客死家乡”不可。还有爱玛，不也一直鼓动自己低下的女友哈里特攀高枝儿吗？虽然最后失败了，可哈里特嫁的人，好歹也是品格高尚的牧师。至于爱玛自己，那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夫君，从哪方面而言，都无可挑剔。

　　这符合奥斯汀所有小说的核心思想，即，女人一定得嫁给一个有地位、有财富、好人品的夫婿。小说里那些不可爱的妇人的可怜下场，皆因嫁得不好。

　　而势利或者嫌贫爱富，原本就算不得贵族小姐奥斯汀的错。她的晚辈，出身比她贫寒的夏洛蒂·勃朗特，也从来不认为贫困是什么好东西。在励志小说《简·爱》里，夏洛蒂写道：“贫穷这个字眼，是只跟破烂的衣服、匮乏的食物、无火的炉子、粗暴的举止和卑劣的品行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看来，贫穷是堕落的同义语。”

　　所谓的“阶级局限”是如此分明，可女作家们却浑然不觉。她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到樊篱，只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刻画那些充满细枝末节却鲜活生动的场景。一旦她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分崩离析，金字塔尖上的优越从容也就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