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香港石硖尾屋村

　　文 余伟建

　　二次大战至1950年代初，是香港近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来香港定居的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了今天香港人口的基础。2006年10月香港政府收回石硖尾徙置屋村，将其拆除，标志着这一代人的逐渐隐退。

　　50年代香港人口剧增，超过原有城市建设的负荷。许多建筑已在日据时期遭到破坏，而战后港府实行租金管制，发展商不愿投资兴建新楼宇，结果，许多人只能屈居于条件恶劣的棚屋、天台、渔船，甚至露宿街头。随着难民不断涌入，棚屋数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居住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1953年圣诞夜，香港石硖尾棚屋区的一场大火，令5万多人一夜间骤失家园，这些住户都是由大陆来香港的新移民。政府为了安置灾民，一年后在原址建成了8栋工字型6层高的徙置大厦供他们居住。由于石硖尾徙置计划的成功，令原本只是临时性的安置措施，成为几十年来沿用的“屋村”模式；政府先后兴建了数以百计的租金便宜的公共房屋，使之成为香港中下阶层的主要安居之所。

　　石硖尾徙置屋村由1954年12月首批8栋落成，至2006年10月全区清拆，历经52个寒暑。笼统推算，52年内在此处生活的，主要是两代人。第一代是从前住在寮屋，火灾后以父母身份搬入屋村的“户主”。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中国南部省份，特别是沿海的农村或县市，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大部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训练者，来香港时甚至身无分文，只能以体力劳动或小手艺换取微薄工资，或者做小生意维持家庭生计。著名导演吴宇森1990年的电影《喋血街头》，通过几个成长于石硖尾的主角，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最早的石硖尾徙置单位每户面积120平方呎（相当于13平米），规定要住5名成年人(10岁以下儿童算半名)。没有间隔，没有水电供应，大厦每层中央的浴室和厕所是公用的。今日看来，这些楼房无疑非常简陋挤迫，但是当年对那些一向住在棚屋或唐楼床位的穷人而言，水泥房子毋需旦夕忧虑风雨，能够入住，已经是极大的改善。加上租金低廉，入住石硖尾的第一代，许多人都对“上楼”很兴奋。可以说，石硖尾屋村是香港底层人民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开始。

　　这一代人不少都经历过1930年代以来的经济萧条和战乱，大多安贫知命，终生为“鸡碎咁多”（一丁点）的薪水辛苦工作，少有怨言。对内地情况不了解，便以为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供选择，只好无奈地在港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默默生活，绝少主动争取政治上的权利，慢慢地养成一种对政治冷淡的普遍态度。这种避世的政治冷漠，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好几代人。当然，香港屋村第一代人对于美好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憧憬，只是大都寄望于子女身上罢了。

　　那时的父母大多生育了很多孩子，五六个甚至八九个并不稀奇，居住空间就成了头痛的难题。今天的香港人习惯了居住在很小的房子里，1000多平方呎的单位已称为“豪宅”，这种认知大概便源自屋村两代人的窘迫居住条件。那时的孩子们都跑到户外游戏，与兄弟姐妹或者村里的小朋友，在山边、球场、游乐场、街道、走廊、楼梯间，以至升降机前的空地上玩耍。屋村给予他们的最美好的回忆，都集中在这些空间。

　　由于多数夫妻都要外出工作，抚养和教育小孩便难以兼顾。一些家庭有老人家可以协助，否则就只能希望孩子不要在街上结识坏人，走上歧途。社区里的教会为儿童提供了中小学教育和廉价医疗。1971年实施6年免费教育之前，徙置区的儿童很多小学还未毕业就要出来工作，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大多是在家庭要求之下辍学，到附近的工厂谋职；男孩则是找师傅学一门谋生技能，譬如水电修理、裁缝、理发、烹饪等等。

　　能够凭借中学和大学教育提升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屋村第二代，主要是1960年代以及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代人基本上在香港土生土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内地令他们既恐惧又陌生，渐渐萌生了香港本土意识。

　　1972年10月，在港督麦理浩推动下，政府宣布实施10年的建屋计划，为此成立新的房屋委员会。新计划一方面大幅度增建公共房屋，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房屋的设施水准，使入住者的生活条件大大提高。原来的徙置区也归房屋委员会管理，改造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旧楼。

　　石硖尾屋村的拆除，意味着旧式屋村时代的没落和公营房屋居住模式的改变，但它的建筑设计和生活模式，却深深印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之中，正如作家李孝聪所说：“在屋村成长，毕业后开始工作，然后结婚，迁入私人楼宇，这似乎是我们这一辈大部分人的共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