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不能套用“一手交钱，一手发证”的规则；更不能像楼市一样，你不还完贷款银行就可扣押你的房产证。

　　最近，河南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因助学贷款未还清，离校时毕业证被学校“暂扣”。此事颇具争议性，引起热论。

　　大学生助学贷款“放时容易收时难”，这是一个老问题，自国家助学贷款这种新的救济方式产生之日起，类似问题就困扰着高校、银行和有关政府部门。之所以让人挠头，原因不难理解：“包分配”的就业模式一去不复返之后，大学生就业日益多元化，流动性的剧增，让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毕业生流向管理变得不再灵光。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或者连续跳槽，或下海摆脱“单位人”身份，或出国工作学习，此时，如果一些人确实还不起贷，或不主动还贷，甚至存心拖欠，学校和银行要想追债，光是“寻人”的成本就将非常可观。

　　追债成本居高不下，让不少省份的国家助学贷款面临困境。其恶果就是：前人犯错、后人遭殃，在一些地方，由于违约率太高，已无一家银行主动愿意承接助学贷款业务，最终损害的还是贫困大学生群体的利益。

　　由此不难看出，河南一些高校“扣押”毕业证之举，实属无奈。事实上，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还发现，几年前正是“河南模式”的出现，破解了大学助学贷款的困局，让当地银行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按照新模式，银行、学生、高校、资助中心签订四方合同，其中高校要承担大部分的管理工作。新模式还确定了14%的风险补偿金，财政和高校各出7%。违约额低于风险补偿金时，剩余部分奖励给高校；反之，高校则要负责超出部分的50%。显然，“河南模式”的实质，就是让学校承担了更多责任，而既然被推到了前台，就会想方设法（如暂扣毕业证等）“收债”，也就必然更容易得罪学生。

　　然而，正是这种无奈之举，暴露了我国助学贷款制度的软肋。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教育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它具有“外部性”，且涉及面广，不能套用“一手交钱，一手发证”规则；更不能像楼市一样，你不还完贷款银行就可扣押你的房产证。我们不妨借河南一些高校的“极端”做法，好好反思如何尽快补上制度之漏。

　　在现实生活中，“诚信”不单单是一个道德名词，而更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所谓道德自觉，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然是多种制度约束的合力所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旦国家助学贷款的还贷流程存在漏洞，难免会间接对一些学子“逃债”形成鼓励。因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征信系统，以及信用度的相关奖惩细则，让恶意拖欠甚至打算逃债的毕业生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违约成本。而在征信系统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不妨考虑将“欠债条”放入毕业生档案，动态管理，一旦还清贷款则由高校发文到档案所在单位核销。当然，对于那些确实囊中羞涩的学子，还宜多些善意、适度宽限。

　　毕竟，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国家助学贷款是以“育人”这一社会效益为主，完善管理绝不应以收窄放贷面、放弃贫困大学生教育机会为代价，否则便是舍本逐末了。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