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今年，“裸分”（即不含加分）即考了659分的何川洋遇到的，则是另一种不幸。实际上，无需通过民族加分，何川洋即能上北大。

　　何川洋被北京大学“放弃录取”了，接着又被香港大学拒之门外。北京大学的理由很清楚，这位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伪造了少数民族身份以给自己“加分”，尽管他的分数早超过录取线，且根本用不着这个所谓的“加分”，但北京大学依旧拒绝这个具有“道德瑕疵”的学生。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7月2日，得知自己与北大失之交臂，何川洋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了几天几夜；而何川洋的父母，也都已停职。

　　这原本应当是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季节，谁料其父母舐犊情深，3年前的“这一改”，反倒害了何川洋。

　　事件曝光后，何业大通过媒体表达歉意：“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罚。”同时，希望媒体不要太过关注何川洋。“何川洋没有享受到加分，民族身份修改的事情，与他没有关系，修改民族身份是我妹办的。”

　　网民却没有选择“原谅”。何业大的这一举动，也旋即被网民解读为“第一时间为何川洋开脱”。

　　而何川洋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不带城府的述说，又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我其实根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爷爷、奶奶都在包帕子、背背篓，我认为这就是土家族的特征。”何川洋继而认为，对于自己民族身份被改之事，自己其实并非故意。

　　“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高中毕业生竟不知自己的民族成分，就凭这一点北大就该对其拒绝录取！”这次对话几乎成为一道导火索，网民认为何川洋的答复是在挑战诚信，“起了个坏头，他的行为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加分范围越窄越好”

　　何川洋事件的背后，是发端于高考恢复之初的“高考加分制度”。自1977年高考恢复，历经几十年的尝试，该加分制度逐渐暴露其弊端。为了能获得加分，有人不惜改名，有人改族籍，有人拼命地搞到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有人行贿，有人受贿，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向大学的道路上，除了汗水与坚毅，“关系”、“票子”也成为一道“景观”。

　　除了民族加分，体育加分乱象历来突出。据媒体报道，“假体育加分”主要采取“假打”和“枪手”代考的方式。有重大比赛时，学校让真运动员与欲办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学生共同前往比赛场地，由真运动员上场比赛，如果取得名次，则真假运动员合影，由假运动员支付给真运动员“辛苦费”，最后让假运动员办二级运动员证书。

　　其实，早在2006年高考录取中，湖南省就曾出现数百名跑几圈就气喘吁吁、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将铅球扔不出几米远的“省级运动员”，将“高考加分”制度推向信任危机的顶端。

　　这一系列的加分乱象，加之2008年发生于重庆的刘超然事件，已经令重庆市教委意识到加分政策问题的严重性。

　　来自于重庆市教委的文件称：针对近年来部分体育尖子生成绩弄虚作假的现象，重庆着重对体育加分政策进行了调整，2009年起，取消跆拳道、散打项目。

　　据《南方周末》报道，取消的加分类别还包括重庆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足球加分从每队申报15名减少为11名；排球、乒乓球加分均从名次前8名减少为前6名。重庆市教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总的原则是，加分越少越好，范围越窄越好，尽量减少通过不当加分造成的不公平，减少钻空子现象。”

　　伴随体育加分逐步紧缩，民族加分制度依旧牢不可破。何川洋事件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认为，民族身份加分制度是个好政策，应该继续坚持，并且适当扩大。不能因为个别事件的发生，就因噎废食，改掉这个政策。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偏远地区的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确实是有待提高的。高考民族身份加分就是要在这方面作一个补偿，让少数民族有更多的机会融入中华大家庭，是整个中国民族融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关键是要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严格的监督，防止造假，而不是废止这个制度。”卢晓东说。

　　“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

　　卢晓东希望北大不要取消何川洋的录取资格，“更应该对考生父母采取严厉处罚，何川洋的高考成绩与民族身份无关，社会应当给何川洋机会”。

　　也逐渐开始有人反思，何川洋的背后，其实是高考加分制度的弊病。“这都是加分制度给逼出来的，别人都在想办法加分，你不加；或者父母帮你加好分了，你倒过来去举报父母，这是何等高度的道德要求？”

　　周泽告诉记者：“其实，谁的父母不想给孩子弄一个加分资格，问题显然不在于此，而在于负责户籍管理、民族事务管理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不错，何川洋的民族成分造假了。但从媒体报道反映的事实来看，这完全是其父母所为，而且是其上高中之前的事。当时，何川洋还只是一个初中生，年龄不到14岁，如何去理解父母行为的性质？即或何川洋后来知道父母为自己改了民族成分，在木已成舟、户口簿上已经是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要求其在高考填表时‘拨乱反正’，再改成‘汉族’，如何可能（根据民办(政法)发[2009]121号文规定，‘考生民族成分的确认，应坚持考生本人所填报的民族成分与考生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内容相一致的认定办法’。如果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早就改成少数民族，参加高考时，何川洋当然也只能填少数民族，否则将面临的是又一次的繁复更改程序）？”周泽说。

　　而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三部委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民办(政法)发[2009]121号文，即《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在周泽看来，“只是一个行政指导文件，如果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周泽告诉记者，该文件于2009年4月才发布，何川洋之事发生于几年之前，该文件是否能适用于几年前发生之事，且用来剥夺一个学生的受教育权，“值得商榷”。

　　然而，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处理决定，以及教育部对此的肯定，令何川洋事件落下帷幕。一个“裸分”即能上北大的学生，一次发生于何川洋14岁时的民族身份更改，且是完全由其父母操刀，是否需要严苛至完全取消录取资格的惩罚？周泽期望何川洋提起行政诉讼。接受记者采访时，萧功秦则更显乐观：“18岁的中学生也不小了，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

　　本报记者 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