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领袖到阶下囚，从颐指气使到命悬一线，陈同海付出的代价可谓沉重，收获的教训可谓深刻。陈同海案为某些自恃“功勋卓著”的大企业的头头脑脑们上了生动的教育课——国有企业创造的巨额利润不能成为攫取私利的借口，更不能作为规避国家法律的挡箭牌，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铁律。

　　根据官方披露的案情，陈同海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违法所得1.9亿元，罪责当诛。由于他自首了全部受贿事实，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检举他人的违法违纪线索，并且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基于法定和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法院作出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

　　虽然司法机关对陈同海案的判决合法、合理，但社会公众对这样的判决似乎并不满意。在公众的道德审判中，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显得苍白无力，案件法定、酌定从宽量刑情节被刻意忽略。在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整体心态下，对于身兼“大官”、“大富”双重角色又犯下受贿重罪的陈同海，许多人认为除了“除之而后快”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想法不无片面和偏激。

　　从公布的事实看，陈同海苟全性命并非法律对他的怜悯和姑息。抛开死缓判决的法律技术性因素，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剖析判决的合理性：腐败分子必然考虑犯罪的成本，陈同海之所以自首、立功、配合纪检和司法机关办案，关键的原因是不想付出最高成本——生命。审判机关如果完全抛开其自首、立功情节判决死刑，则会让仍在“潜伏”的“陈同海”们形成思维定势——坦白罪行只是死路一条，揭露同伙就是“不仁不义”。这种侥幸和绝望心理，必然会增加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侦查、追赃成本，从而导致窝案、串案的突破难以及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陈同海的性命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金贵。是该从某一个人的生死辩论中跳出来的时候了，要相信法律的力量和价值追求，即使它产生的结果与多数人所期望的并不完全一样。（责任编辑：郑光魁）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