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说明：本表数据为11位舆情分析师采用德尔菲法，对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表现进行分项评估后得出。其中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为常规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10~10分；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三项为特殊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5~5分、-3~3分、-3~3分。舆情分析师依据以上各项指标对政府表现分别做出评价，政府表现越出色、应对越得体则得分越高，反之则得分越低。

　　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发布

　　核心提示：官方媒体今日公布上半年中国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对10件地方热点舆情进行点评。选取事件包括“巴东邓玉娇案”、“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等热点事件。排行表中成都第一，石首最差。

　　今天，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10件地方热点舆情进行研判点评，就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出客观分析。

　　这10件地方热点舆情分别是，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上海市户籍新政，河南灵宝市王帅案，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飙车案，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湖北石首市骚乱。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表示，通过对各地政府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创造性工作的梳理和小结，希望能为党和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处置突发事件，采取科学的、专业的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排查处理矛盾纠纷，提供尽可能客观、科学的舆情参考数据和舆论引导建议。

　　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单学刚：

　　“网络民意”的力量在邓案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此案的信息透明方面与过去相比并非毫无进步，然而，这起案件也突出反映出基层政府对信息公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十分陌生。这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却因沾上了“镇招商办主任”这一在中国干部体系中根本不入流的“官”而演变成“泛政治事件”，并引发了网络上“仇官”情绪的集中爆发。

　　对此，地方政府要敢于和部分无良官员“切割”，不能让任何个体的无良官员都要去“代表”整个党和政府，而不假思索、不计代价地去维护。

　　特邀专家曹景行(著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者)：

　　民间舆论的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是因为民众无法再容忍某些官员凭仗权势胡作非为他们普遍担心，在邓贵大、黄德贵之辈可以如此嚣张的地方，司法公正能不能得到保障，“弱女子”邓玉娇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互联网的力量改变了邓玉娇案中的强弱对比。

　　互联网上的舆论倾向有没有干预司法或扭曲司法公正？就邓玉娇案来说，至今为止，互联网的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特别是还原案发真相。同时，在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中，网上舆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制衡作用。

　　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韩长青：

　　当“6·5”成都公交车燃烧惨案被最终认定是“人为故意纵火”时，普通百姓的心理恐慌可能是深远而长久的。

　　舆论从成都的公交车燃烧案，关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上下班高峰期过度拥挤、公交车的严重超载运营等问题。驾乘安全检查制度的纰漏，突发事故自救设备的缺失，普通市民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疏于演练，以及公共安全监管中的责任不清、权力不明、追究不严，使网民批评的声音早已越出城市公交车，指向了地铁、列车、轮船、电梯、大型游乐场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

　　特邀专家杨良化(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原总编辑)：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一是突发，二是恶性。像这样一个爆发于都市街头、立即被所有渠道传播的事件，却在市民惊悚和警醒之余，并没有诱发重大不满和群体事件，一度出现的谣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稳落幕。

　　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化险为夷，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对得当。三天五场发布会，体现的一是反应迅速，二是公开透明。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拖怠贻误主动，本来可以讲得清的事情、解得开的矛盾，硬是被层层请示、迟迟未决、游疑再三、官僚迂腐而拖得民情不满、情绪对立。而另一方面，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把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原原本本揭示给群众，换来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权的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谣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河南灵宝市王帅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何新田：

　　王帅案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就是他因发帖获罪，触犯了网民言论自由的底线，每一位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王帅，被“跨省抓捕”，网民的愤怒和嘲讽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对网络舆论批评，灵宝市一些官员一边露出被诽谤的委屈模样，制造不存在的“诽谤政府罪”，一边举起刑罚大棒对网络批评进行打压，不远千里将发帖人抓回。

　　这一案件涉及基层政府对互联网的合理监管问题。网络监控手段需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不能打压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

　　特邀专家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河南灵宝王帅案是源于网络、最终又在网络推动下获得解决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政府而言，如何使执政能力与网络时代相适应，已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事件首先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正确对待网络民意。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并不知道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不了解网络时代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高涨，参与方式更加灵活。而且，在网络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网络意见都相当于公告天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置，就有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

　　在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积极主动的干预下，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人民网公开承认王帅案是错案，使这个事件最终获得了解决。可以说，他的行为开启了省级干部在网络上公开承认错误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同类事件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