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刁炜：

　　“高考公平”素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故重庆市高考状元何川洋少数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一经披露，迅速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切。

　　而重庆有关方面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所表现的强势与冷漠招致了更大的不满，特别是在重庆招办拒绝公布违规考生31人的完整名单后，该部门某官员的不当言辞对媒体和公众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公然袒护，将使普通公众在“赢家通吃”的对比下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公众对状元民族身份改变的不满，就是这种相对剥夺感产生和滋长的明证。

　　最终，重庆方面宣布取消31名违规考生的录取资格，又引起网民一片唏嘘。按说家长违规，孩子无罪，但过于强势的家长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这样决绝的处罚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特邀专家舒立(《财经》杂志主编)：

　　重庆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31名考生因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加分作弊，重挫社会对“最后一块净土”大学招生制度的信心。

　　重庆市政府最终选择取消31名考生的大学录取资格。这个决定对这31名寒窗学子来说令人扼腕，但对于政府施政和市场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公众之于政府的知情权，媒体之于政府的批评权，需要首先得到尊重。31名学生的名单从保护年轻人隐私的角度可以不公布，但对帮助31名学生身份造假的长辈必须进行问责。重庆市政府最终满足了公众的要求。

　　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亟需缓释社会积怨，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维护大学招生制度的公正权威是一项最起码的工作。

　　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潘宇锋：

　　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施行“全民免费医疗”，本该让抱怨看不起病的中国人喜出望外，却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疑虑。神木县委、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新型医保在公共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会继续实施下去。

　　神木的尝试没有引起普遍的激动，却遇到了众多的质疑，这个反常的现象与这些年来一些改革措施向官商特殊利益集团倾斜、民众普惠减少有关。从网络反响可以看出，面对这些质疑，当地政府的表态恰到好处，仅仅就事论事而不涉及任何对改革问题的争论，使医改新政能够被更多人接受。

　　特邀专家吴长生(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

　　神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的背后，是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严峻现实，是人们对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极度不满，是人们对加快医疗改革的急切渴望。这些情况，却是不易“淡出”的，只要医改没有按人们所期望的步履持续推进，民怨就会不断积郁，并“潜伏”着随时“寻机”爆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由于“神木医改”是一桩正面事件，除了引发一些诸如财政能否支撑等质疑，它基本没有带来负面效应，没给地方政府招惹麻烦，县领导的“低调”应对也算恰当。这也恰恰证明，凡是得民心的事情，哪怕有点“过分”，也会得到民意的支持。

　　但愿当政者不要因为神木医改“没惹麻烦”就忽视它，而是透过神木医改引发的强烈反响进一步体察真实的民情，切实加快包括医改在内的各方面改革的步伐。

　　上海市户籍新政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刘志华：

　　上海此次户籍新政出台后随即引发无数争议。舆情热度虽然很高，但并无严重威胁，上海市政府方面的表现也中规中矩，相关信息发布比较及时、透明、权威，对公众的一些质疑有解释、有澄清、有安抚，主要领导人也曾出面与公众互动，总体来看，在舆情处置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失分。

　　然而，政府方面姿态虽然可嘉，但对一些质疑——新政“步子不大”、“居转户”“门槛太高”——始终无力化解，也无法作出有效回应。

　　很多时候，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素养的提升和对一些处置艺术的把握也许并不难，但对舆情中所反映出的公众的一些利益诉求，通过调整政府决策作出实质性响应，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到。

　　特邀专家曹焕荣(人民日报新闻协调部主任)：

　　网上风波起因多样，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共事件的突发，二是公共政策的颁发。就政府而言，遇前者容易陷于被动，后者则能够掌握主动；对前者的调控有难度，而后者一般可控；前者伴随矛盾、冲突的风险性大，后者相对比较平稳。

　　上海这次能把“户籍新政”的网上舆情“警报级别”控制在蓝色程度，有几点是成功的：理解民怨，一项公共政策出台，总会众说纷纭，何况是事关个人如何“居上海”的问题？对于部分网民的议论、指责、情绪化语言，宜疏不宜堵。理解民惑，对于这么一个细碎的、纷杂的政策规定，人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解和存疑，需要有关部门不厌其烦地作出解释。理解民意，各方面针对“户籍新政”的反馈，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无疑会成为政府改进这项工作的重要参考。

　　浙江杭州市飙车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李永刚：

　　这是一桩在媒体和互联网上被高倍放大的命案。肇事者的“富家子弟”身份，罔顾他人生命的飙车行为，其同伴冷漠狂妄的表情，加上杭州市警方首次通报称肇事车速仅约每小时70公里，肇事者未被及时拘留，以及杭州媒体一度集体失声，让网民和公众从悲痛走向集体愤怒。在网上，迅速出现一个流行新词“欺实马”，表现出网民对公权力的公信力的质疑和嘲弄；在网下，杭州市民自发到车祸现场点起蜡烛、献上菊花，是凭悼更是一种意见的表达。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出面表态，杭州警方为轻率认定车速向公众道歉，特别是113万元巨额赔偿协议，使得公众的心理伤害和挫折感得到一定补偿。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和心理对立，如何维护司法公正、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些问题仍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舆情热点的主题。

　　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王俊岭：

　　当地政府涉嫌违规的行为已经激起了广泛质疑，逯军的惊人之语不仅没有消除媒体和公众的疑问，反而似乎“坐实”了种种猜忌。

　　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采用了低调而简洁的处理手法，将逯军停职调查，果断切割，而不是像另一些地方政府遇事总要下意识地为自己的官员辩白修饰。这就避免了“越抹越黑”的被动循环，同时又有效地减弱了负面影响。网民的关注点也逐渐由这句话转变到违规建别墅这一事件本身。

　　特邀专家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逯军的言论不仅仅是把执政党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这么简单，问题更在于它直接违背党内民主原则。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无数地方官员起而仿效此类行为，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合法性。

　　如果说逯军的言论在二三十年前出现，那还只是涉及执政党与党的报刊间的关系，经过30年改革开放，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今天更应被视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其功能有别于党的机关媒体。但逯军所敲打的正是作为社会媒体的都市报刊的记者。逯军言论之谬，根本在于漠视新闻传播规律。

　　特邀专家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作为公共管理学者，我更关心的是“逯军事件”这一文本的“叙事结构”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如果是，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要严肃查处。

　　逯军说出把党和群众利益严重对立、具有严重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问题的言论，这样的干部是如何上到如此高的位置、主管如此重要工作的，似乎也有追究责任的必要。逯军把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说成是“闲事”，而郑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干部竟称这是逯军个人的行为，组织部也管不了。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地的“官场生态”是否真的出了问题，需要上级部门认真研究。

　　这个“案例”应该是一个典型案例，要对那些不负责任、没有起码的政治和道德品质修养、胡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起到警示作用，让党和群众满意。

　　湖北石首市骚乱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

　　在网络时代，想要隐瞒重大突发事件几乎不可能。今年的石首，在长达80个小时内，警方对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解释，却强势要求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官方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终于酿成比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陷入极大被动。

　　相比传统媒体事发当时的寥寥数篇通稿，现场网友的报料和图片、视频却引爆网络——这一事件在网上几乎是实时进行“报道”的。当地领导人明显缺乏担当的勇气，在事件持续进行中，主要领导人没有站出来直面民众，做好沟通工作，消除公众质疑，而把警察推到了前面，从而无法果断迅速地化解危机。

　　特邀专家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参加中央集中培训刚刚返回各地不久，石首就发生如此激烈的群体事件，这可算是当地政府交出的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当地领导干部处理群体事件没什么长进，执政能力存在缺陷。

　　贵州省处理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亲临现场，就事论事，信息公开，反思自责，开启问责，慎用警力”这样几条原则。这为各地处理类似事件做出了榜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赞扬。但是，从石首事件的全过程看，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却显得另类、没有章法；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看不见领导的身影，听不见领导的声音；信息不公开，且封锁消息，以致传言、谣言满天飞；滥用警力，将警察推到第一线“抢尸”，以致警民冲突频频发生；既无自责，也无问责，反而一味责怪群众。

　　鉴此，我们的评价是：就政府应对而言，石首事件较瓮安事件退步。

　　特邀专家蒋兆勇(著名独立时政评论员)：

　　石首事件是迄今为止，暴力程度、警民对抗程度最高的重大群体事件。如此对抗专政机器，石首事件可能是社会冲突从社会性利益性冲突向政治性漂移的标志事件，涉及民心向背，有识之士不能不察，为政者不能不慎！

　　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

　　“躲猫猫”事件网友调查团，在新闻宣传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不过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前一天还几乎一边倒的支持与鼓励“网友调查团”，第二天开始则对“网友调查团”更多的提出指责。有网友开始质疑这是一场舆论公关的作秀。

　　网友调查团由于种种配套措施的不完善，最终并没有达到媒体人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最初的目的。不过，伍皓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哪怕“烫着自己的手”，也要让沸腾的民意“变为蒸汽慢慢消散”，防止把壶底烧穿，很经典地阐述了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和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必要性，被舆论普遍认可。

　　特邀专家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过去发生类似事件，一般来说舆论达到高潮之时，官方领导会作一些批示，而宣传部是在当“看客”，有时还会根据某些领导的意图下达“禁令”，不准媒体议论。而伍皓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官员，不仅没有阻挠媒体的热议，而且还组织网民调查，其行为已属不易。我认为，“躲猫猫”事件的最终成功处置，可成为民间舆论、传统媒体、新媒体与国家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的对“追求真相”认同的标志性事件。 (作者：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