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新闻人”

　　实习记者 林苑苑 魏亮 时报记者 林卿颖 文

　　西湖里的第一朵荷花开、地铁一号线施工现场坍塌、杭州文二西路飙车事故……是谁在新闻现场“通风报信”？

　　范志庄，62岁，退休职工。

　　陈一波，34岁，杭州人，私企管理人员。中等身材，国字脸，头发微卷。每天西服笔挺，皮鞋擦得锃亮。一部褪色的小灵通直直地挂在电动车把手上。

　　张忠鹏，30岁，安徽人，物流公司送货员。T恤牛仔裤，头戴藏青色鸭舌帽———那是风吹日晒也不易脏的颜色。麦黑的肤色，体格结实，谈话间满是笑容。

　　他们都有着另外一个身份：职业报料人。

　　在杭城活跃着不少这样的“职业报料人”，以向媒体“报料”为副业，甚至全职。他们以“民间记者”的眼光扫街，敏锐捕捉新闻事件。

　　拼独家，拼猛料。随着传媒业竞争的加剧，几乎所有媒体都抛出了“报料有奖”。按照线索价值的高低，“报料费”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杭州一家都市类报纸发过两次1000元报料费，这是我们报料圈都知道的。”7月23日，张忠鹏告诉《评论周刊》记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或兼职或全职的“职业报料人”悄然出现，他们在媒体战中“贩军火”，游走在体制之外，深刻影响着变革中的传媒业。

　　“英雄情结”

　　几乎所有走上“报料”道路的人，起初都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出于一种“英雄情结”。

　　在老郭眼里，张忠鹏健谈，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百事通”。家住华丰路的老郭与张忠鹏是老相识了，“每次张师傅送快递来，我都叫他给我讲讲有趣的事情，他总是知道很多。”

　　张忠鹏每天骑着一辆“身经百战”的旧电瓶车送快递，一边送货一边扫街找新闻。高温下，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他一天来回送3趟货，要跑80多公里。电瓶车车身锈迹斑斑，后视镜早已没了踪影。后座挂着两个送报袋，“青年时报”字样已经褪色暗淡。报袋里装的不是报纸，而是一件件快递包裹。

　　张忠鹏走上报料人的道路，与《青年时报》有着不解之缘，“我以前做了7年时报发行员，感情太深了。”

　　2001年3月12日，石桥镇农贸市场，张忠鹏遇见了前来杭州寻子的贵州人老鄢———他跪着，向路人求助。张忠鹏与友人用自行车载着老人寻遍附近的所有工厂，仍然无果。在旁人的建议下，他们拨通了《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前身）的热线号码求助。经记者多方查证，原来老鄢的儿子是在宁波“狮桥镇”打工，而非杭州“石桥镇”。

　　老鄢与儿子重逢了，张忠鹏也明白了：有困难，除了警察，还能找媒体。

　　2002年3月18日夜里大雨倾盆，张忠鹏在回家的路上亲眼目睹一辆安徽牌照大客车撞上石祥路立交桥桥洞。大客车向左翻倒，有乘客受伤。“怎么办？”本着“有困难可以找媒体”的想法，他拨打了《青年时报》的热线。

　　“88012345，那时青年时报社还在莫干山路250号。”时隔7年，张忠鹏依然能清晰地说出《青年时报》当时的报料热线。

　　第二天，张忠鹏在报纸头版头条看到了这条消息，以及底下一行字：张先生获得报料奖50元。

　　他用这50元订了3个月的《青年时报》，还有8元钱剩余。“这是我第一次报料，也是我第一次订报纸。”

　　比起张忠鹏，陈一波则更加“职业”。

　　7月23日，与记者见面时，陈一波一直在打电话。“喂，你好。事情是这样子的，老公在工地上赌博输了钱，回到家被老婆用菜刀砍到了手，现在在省人民医院急救，64幢8楼手外科，这个新闻肯定能成功。”声音高亢，很激动。

　　打完电话，陈一波顺手把这部已经褪色的破旧小灵通直直地挂在电瓶车的把手上。

　　晚上在一家私人公司工作的陈一波，白天就是全职报料人。每天都能在市二医院、浙医二院附近看到他的身影。6点半起床，7点到医院，下午回家休息，晚上6点上班，次日零点下班。“一年365天天天如此，除了家里有急事。”陈一波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陈一波第一次报料是在2004年7月的一个下午，他在途经潮王路的一个报亭发现女摊主和男青年正在争执，一打听，原来男青年用25个现在几近“绝迹”的2分钱硬币买报纸，女摊主拒收，最后情绪激动的男青年就把女摊主打了。陈一波为女摊主忿忿不平，拨通了一家报纸的热线电话。结果这条“料”真的被采用了，还拿到了30元的线索费。初次尝到甜头的陈一波就此走上了职业报料人的道路。

　　“报料人也不好做，稍微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别人的报复，这是常有的事。”张忠鹏说。

　　2005年8月，杭州五堡，一个突然倒下的厂房闸门砸伤了看门的老伯。次日早上来送报的张忠鹏从传达室听到了这个消息，便报料给了媒体。很快，几家媒体便赶到了该厂进行采访。老板娘因“家丑外扬”十分恼火，找了几个工人壮声势，恶语威胁张忠鹏不要“多管闲事”。

　　相比体制内的记者，职业报料人的工作缺乏权利和义务界定。报料奖是他们“管闲事”的犒赏，但那并不是他们工作的唯一动力。他们的出现弥补了媒体力量的颓落，却并没有被赋予“合法权益”。

　　 “没有媒体会把报料人纳入编制，也不可能提供人身保障。”一家媒体热线特稿部主任告诉记者，报料要真正成为一项“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撼动新闻界

　　“杭州报料圈第一宣传部长”，这是“圈内人”封给范志庄的称号。陈一波说，圈里人一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

　　范志庄有两部手机不离身，一部联系媒体，一部联系线人。他每天总是在不停地打电话，说的全是关于报料的事。相机、DV机也不离身，全副装备，俨然是个“记者”。渐渐地，范志庄不再只是单纯的“报料者”，报纸上开始出现“通讯员 范志庄”、“范志庄 摄”的字样。

　　李伟也有三四年的报料经历，与范志庄相识。他眼中的范志庄是“日夜不停跑新闻”，有时大半夜接到线人的电话，二话不说，也会迅速赶到现场一探究竟。有一次，李伟约范志庄去千岛湖旅游。范志庄拒绝说，自己一天也不能离开杭州，联系线人的电话是从早响到晚的。

　　 “文二西路飙车案就是我报的料，我拍的DV是独家。”细数自己那些独家猛料时，范志庄神采飞扬，“记者要汇报，要派车，有时还找不准地方。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路上，随时准备去现场。”

　　陈一波也是报料圈的“大人物”，开办“陈一波报料公司”是他的愿望，也是报料圈尽人皆知的事。

　　7月23日上午，陈一波带记者到他常“蹲点”的市二医院。刚进正门，他便熟门熟路地拐进右侧的急诊室。这时，开进一辆120急救车。陈一波立刻迎了上去。被抬下救护车的是一位穿着工作服的中年男子，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地抽动。

　　“是在工地里中暑了吧？”陈一波开口问道。担架工低着头没有理会，抬着担架向急诊室走去。

　　陈一波尾随来到急诊室，继续询问其他医护人员。当得知确实是工地中暑这一事实后，又在急诊室门口驻足站了大约有一分钟。“一般的中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凭着经验，陈一波右手托着下巴沉吟道。

　　 “以前工地里受伤的新闻特别好做。只要一个电话，报社和电视台就会立即赶过来，基本都被录用。”陈一波告诉记者，头几年最风光，多时一个月可以赚6000-8000元。用行话说是吃到了“头口水”。

　　说话间又开来了一辆警车。陈一波起身迎了上去。在两位警察的搀扶下，从车上缓缓下来一位穿着囚服，戴着手铐的光头中年男子。

　　见此情景，陈一波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公安来的急救车子，媒体都不报的，除非刚抓住的小偷还可以报给媒体。”

　　敏感、爱问、奔赴现场、分析轻重，职业报料人以“民间记者”的角色自居，大大拓宽了媒体的新闻眼界。他们对新闻的追踪速度及判断力，甚至比记者更“职业”。

　　杭城媒体圈的同仁对这些职业报料人的名字非常熟悉，“几个人撼动了整个杭城新闻”是一句在各媒体热线部流传的玩笑话。

　　“‘职业报料人’的兴起是媒体竞争加剧与市场细分的必然产物。”杭州某都市报社会热线部主任认为，报料人绝对不是媒体最关键的环节，但也是重要的一环。该报新闻记者小黄甚至说：“我的稿子大部分都是报料来的线索。”

　　对于报料人与媒体间“你侬我侬”的关系，张忠鹏深有体会。他向记者回忆说，2006年6月25日，没有多少人知道，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杭州五堡渡口，将在这一天摆完最后一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常在附近送报的张忠鹏向多家媒体报了这个“猛料”，成了杭城各大媒体次日的重要新闻。“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我没说，第二天他们热线部的主任就找我了。他给我倒了杯茶，说丢了这条新闻，自己很尴尬。”

　　陈杰也有三四年的报料经历，他告诉记者，报料圈里的牛人“耍大牌”是常有的事。“封杀”一事不是只有娱乐圈才有，哪一行都有“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的道理。

　　“这意味着全民记者时代的来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吴飞教授认为，新闻源已不仅仅掌握在媒体手中，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升，原来专业性的新闻工作成为普通人可以触及的行业。

　　此外，吴飞认为，新闻专业队伍人手不够、新闻从业者专业精神不够、社会对新闻信息及时性的渴望等因素也直接加速了“职业报料人”的出现。

　　各路媒体蜂拥而至，报道铺天盖地，随后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引发制度变革，这就是一个报料电话能产生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