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料圈的“潜规则”

　　随着媒体对报料人的倚重，“职业报料人”这一隐匿在社会角色下的群体渐渐有了规模，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李伟告诉记者，杭州报料圈里有名气的有二三十人，长期报料、把报料作为副业的超过百人。他还透露，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伯也在这两年活跃起来，还有很多学生通过报料赚零花钱。

　　“有几个人斗得可厉害了！”说这话的时候，陈杰睁大眼睛格外严肃。圈子越来越大，也渐渐产生许多鲜为人知的“潜规则”。

　　说起竞争，陈一波毫不避讳：“一些同行经常搞些恶作剧。比如雇别人深更半夜打电话给我，不说话就把电话挂掉了。这些我都知道是谁干的。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报料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医院的担架工也开始向媒体报料。”

　　2007年，“杭州职业报料人暗战西湖第一朵荷花”的消息传开来。两位职业报料人为了争夺西湖第一朵荷花的“料”，花钱买通西湖边的十多位保安提供线索，一位出价60元，另一位加倍出价120元。

　　“现在有点恶性循环。”作为“圈内人”，李伟和陈杰并不赞同报料行为的“商业性操作”。谁能出价“买”到更多线人，谁就能报出更多“猛料”。这似乎又成为体制外的另一个“体制”。

　　能不能报出“猛料”有时不仅仅取决于人多，还得学会自己判断新闻价值。

　　7月3日临近中午，驻扎在市二医院的陈一波准备去附近一家饭店吃快餐。刚收拾好东西，一位满头是汗的中年男子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冲进了急诊室，小姑娘鼻子嘴巴都是血，昏迷不醒。“快去挂个号吧，这里有我们。”医务人员冲男子喊道。

　　“挂号在那边挂，小姑娘怎么了？”陈一波朝步出急诊室的男子关切地问。

　　“在阳台玩，不小心从2楼摔下来了。”

　　“哦，2楼摔下来没什么新闻价值，要是5楼摔下来还值得报下料。”陈一波轻声说。

　　正是长久的“一线”工作经验，让他们有了一套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报料是有技巧的。”张忠鹏告诉记者，报料前要了解清楚“五要素”。如果是一个交通事故，记者赶到现场之前伤者肯定被救护车送走了，报料人就需要先于记者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比如，报料人会告诉急救人员自己是伤者的老乡，要去医院看伤者。这样便能知道伤者被送到哪个医院。张忠鹏说，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方法。

　　范志庄则举了半个月前私人租赁自行车“摔”断游客腿的例子，“如果是自家的自行车或电动车，摔跤出事就没什么新闻价值。租赁的自行车一出安全事故，绝对报一个准一个。”

　　报料圈如今也不再局限于突发性新闻的报料，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甚至开始新闻策划。“夏天是茶庄的淡季，这个季节对茶农的经济影响很大。”这是陈杰最近在思考的“料”。

　　这个圈子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发展。从直接写稿给媒体，到电话报料，到QQ报料，再到自备数码相机、DV机充当临时记者。除了传统媒体，他们也开始向网络媒体报料。“但是网络媒体不太看重报料的东西。”张忠鹏说。

　　为了竞争，职业报料人开始“圈地、铺网、布线人”。

　　“报料人也和记者一样分口子。”陈杰告诉《评论周刊》记者，“我是跑园文片的，陈一波以交通、医疗线为主，半山那一片是刘刚跑的……分得清清楚楚。”

　　而张忠鹏并不认同这个“约定俗成”，“我哪儿都跑，各个路口的协警也是我的线人。”

　　现在，陈一波手里有20多个线人，保安、小贩、后勤，各行各业都有，分布在小区、医院、工地等地。如果是线人提供的线索，冯先生也要支付给线人一定的报酬，一个报料20-50元不等。“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做线人，一是怕麻烦，二是怕别人知道。”陈一波最辉煌的“战绩”是2006年5月，总共收到了9000元的报料费，其中“打点”线人花了1000余元。

　　李伟在某单位工作，领导对他热衷报料的行为非常头疼，认为他越俎代庖，干了宣传部门的活。“但是干宣传的人都在办公室坐着，哪会天天给媒体打电话报料呢？所以很多有趣的‘新闻’就流失了。”李伟告诉记者，六十岁的牡丹亭翻新、大热天龙井茶叶被晒焦了，这些都是市民关心的却不是宣传部门在意的“新闻”。

　　同时，报料也要“跟着形势走”，陈杰笑着说，“今年西湖申遗，关于西湖的新闻我们就报喜不报忧了。”

　　当报料成为“职业”

　　“热心市民”是报料人在新闻稿中的“常用身份”，当“热心市民”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报料”是否多了点人为“作料”？

　　“哪个媒体给的钱多，我们就往哪个媒体报料。”报料多年的李伟直言不讳。职业报料人经常互通消息，对媒体“报料费”的走势了如指掌。报料费成了他们的一大“外快”。

　　“报料是我的第二职业，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元。加上本职工作，平均一个月有6000多元收入，日子也算过得不错。”陈一波认认真真算起了账。

　　而张忠鹏则告诉记者，他做送货员的工资马上就要涨到3000元了，“非常稳定，没有必要再拼命去赚报料费。”按他现在的报料量，每月能拿一两千元的报料费。

　　 “听说一个月能拿到两万五报料费！”李伟向记者透露了一位杭州报料圈“牛人”的“身价”。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灵革告诉记者，2003年《新京报》开办之初，就曾开出过万元大奖悬赏新闻。

　　 然而，报料的“硬伤”也显而易见。记者查阅了杭州某都市报热线部的报料录用表，一个月近千条的报料中，最后被采用的只有86条。

　　“这是‘原始外包业务’带来的问题。”该报热线部主任把职业报料人的出现形容为“承包新闻线索业务”，他认为，“来料加工”是媒体的必然发展方向，公众需要从媒体得到足够的信息，而职业报料人的出现扩大了媒体的新闻源。但是大部分报料人缺乏判断新闻价值的素质，因此大多数报料并不值得被“关注”。

　　同时，重复报料也加剧了新闻的同质化。李灵革分析道，线人重复报料，导致同城媒体内容非常相近。

　　 “媒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为自己提供线索，确实会带来一些独家新闻，但报料人所能提供的新闻线索中，天灾人祸、治安事件、交通事故、奇闻逸事等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类新闻相对琐碎、形式相同、内容相似。”李灵革说。

　　而在社会新闻记者小王看来，“假料”才是让人最头疼的问题。小王一说到某位报料大户就“牙痒痒”：“他报了好多假料，我扑了好几次空。”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吴飞教授认为，一方面，报料人使新闻报道触及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及时性也大为加强，信息因报料人而更贴近社会大众；另一方面，毕竟大多线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培训，他们中真正掌握新闻专业精神的人并不多。因此，在报道的客观、真实、平衡、精确、公正等方面都难有保障。

　　 对于如何降低“报料”带来的负面效应，李灵革认为应该正面引导，而不是堵防。“针对有些散乱的报料人，媒体可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信息源管理制度，规范与加强对线人的管理。比如，建立固定线人档案资料库，累积其业绩，表现好的统一发给联络员证，报假料屡次不改的可清除出线人队伍。”

　　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已有电视媒体开始尝试给职业报料人颁发“联络员证”，以将他们纳入“编外”管理，提供工作便利和“身份”确权。

　　吴飞教授则更希望从根本上转变局面。“加强公众的媒体素养教育，将新闻教育作为公民的一项素质教育，而不仅仅是一项专业性的教育。高校、专业性的媒体机构要通过多种手段来培养这些线人，尤其是媒体，不应该仅仅是使用他们。”

　　也有些人担心，一些以报料费为目的的“职业报料人”，是不是在打“有偿新闻”的擦边球？

　　“职业报料人和有偿新闻之间没太大的关系。”李灵革认为，有偿新闻是针对新闻工作者而言，采用不正当手段向被采访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活动。而职业报料人的新闻大多集中在天灾人祸、治安事件、交通事故、奇闻逸事等方面，这类的新闻很难和有偿新闻挂上钩。即使是一些重大事件，也大多出于报料人的社会责任感，且由于不是正式的记者，难以和当事人达成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

　　“如果这些报料人所获之利不是媒体，而是他所报道的信息当事人，那就是有偿新闻了。”吴飞表示，此时新闻工作者则处于被利用的关系。

　　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职业报料人对传统媒体变革方向的“探路”。体制内“裁员”，体制外“扩编”，如今已成为杂志等传统媒介的改革路径。

　　高温酷暑，职业报料人依然每日忙碌在街头巷尾，他们必须“跑赢记者”，因为这是生存的“根本”。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所涉报料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