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这件事上，当前主要存在不敢问、不能问和不会问三大障碍。

　　一是不敢问。“太平官”哪级干部都怕得罪，就是不怕得罪老百姓。因为说到底百姓离他们最远，对他们的仕途经济影响最小。虽说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但在具体操作环节，群众的意见只是参考，顶头上司的看法才是关键。

　　二是不能问。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在党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行政方面基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纪委很难向党委问责，成员当然也不易监督班长。

　　三是不会问。有效的问责，首先取决于科学地界定责任范围和责任边界。职责不清，当然难以问责。

　　——《学习时报》：《关键要动真格的》

　　经济学家不会把公众视为非理性，而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相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市场中的普通人看作和自己是一样的理性人，这样才能假设人家的动机(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预设)。经济学家内部意见太统一，倒让人担心这个群体思想单一、僵化和缺乏创造力了。

　　——薛涌：《经济学家需要点多元性》（《新闻晨报》）

　　比如假设真有替身，“调包”可能只会发生于进看守所之前。既然公安机关都能允许胡斌事发当晚回家上网，还曾闹出“七十码”的笑话，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在此期间胡家“狸猫换太子”的可能呢？又该不该进行包括DNA检测在内的一系列专业的信息采集和甄辨工作？

　　——李晓亮：《胡斌替身只是一种受迫害臆想吗》（《重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