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教师眼中的学术腐败

　　“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叶铁桥 雷宇

　　本报报道见报后，“六教授揭发长江学者造假”一事成为西安交大校内讨论的热门话题。但一听到记者采访，教师们大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

　　“实际上，对近年接二连三发生的学术腐败事件，同事们的关注度是很高的。”记者辗转联系到的一名青年教师说，不只是教师们私下议论，今年年初，校方也组织了一系列规范学术道德的会议，全体教师和各院系学生代表都要求参加。参考国外的做法，学校还出台了一些处理学术造假的办法，以期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

　　这名教师认为，现在国内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背后，是目前我们现行的高校教师考评机制“似乎也欠科学”。

　　现在的大学教师，早已不像前些年那么好做：各方面要求越来越多，考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的一点，是考核内容全部被量化。”本该是一项项创造性的工作，却一古脑儿地被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衡量。

　　比如，一个中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为250个。这250个工作量，除教学任务外，还包括科研任务。一年中发表论文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数目、发明专利的有无，都有数量标准，并直接转化为分值。

　　“比如，学时要够60个，每3年聘期内要有3篇被SCI引用的论文，争取项目申报的科研到款要30万元。职称再高，数量任务还会更重。”此外，代课的课时，代课班人数、是否担任班主任，是否带实习，是否辅导毕业设计，是否带研究生也都是量化考核的方方面面。

　　“连学生给老师的评价，也会量化成打分的分值，期末时会在大家面前公布。”在她看来，这种绝对量化的考核方式容易造成一种误导：为了考评合格，大家竞相追求所要求的数量，对“质”的要求则相应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放弃做学问的精益求精，导致学术不规范行为的增多。”

　　进入暑假，这名教师几乎没迈出过家门。由于平时的科研压力大，很少有时间写论文，好不容易有了假期，坐在电脑前却几天敲不出一个字。“主要是心静不下来，方方面面都在加‘紧箍咒’，情绪有时浮躁、有时低落，总感觉心慌慌的。”

　　“要改变现状，关键是机制要变。”考核不可能不给压力，但绝不该是目前这种处处量化的方式。有人想，我不想写3篇，就愿意写一篇好的论文，质量高些，但不行呀，学校的要求是3篇，所以只能先完成了学校要求的任务量再说。

　　这名老师说，不光教师有压力，学校也同样面临压力。比如“大学排名”，仍然还是取决于论文数量等—个个量化的指标。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造假是无奈的选择！”（实习生黄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