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
县里甚至说不出档案是什么时候被弄丢的。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掉了一捆,指不定被拿去废品站卖了。”吴堡县常务副县长常少海推测。
县里于2007年10月10日决定成立专门的4人补档小组,前往14名青年的毕业院校补办档案。年底,县里从各个学校集齐了他们在校时期各项记录的复印件。
原始的传话方式却比补档速度要快得多。从王进东爸爸那儿,许多父母早已得到了“复印件再盖章也没用”的消息。
王进东也不愿意接受县人事局补办的档案。在他的记忆里,原来的档案袋“总有一两公分厚”,现在的档案不过薄薄几张纸,纸上甚至没有榆林学院的公章,只新加了“与原件相符”的签字和县人事局的图章,“还不如我自己补回来的呢!”
宋爱伟的经历则更印证了人们的焦虑。2008年2月,毕业后一直在干汽车销售的他,得到了一个去榆林市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的机会。但最终,由于档案不全,宋爱伟未能获得正式编制,仅能以临时聘用的形式参加工作,每月收入不足千元。
“我们就要原来的档案!”一拨拨愤怒的家长冲往常少海的办公室。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使家长们相信,在这个严禁私自开启的纸袋里,除了大学记录,还有孩子们自中学以来的所有社会关系和评价,这一下,“10年的东西都没了!”
争执中,常少海的杯子被碰翻,水泼了满桌,杯子也磕破一个角。
“我们不是故意弄丢娃娃们的档案,就像你们不是故意摔坏我的杯子。”常少海性子急,脱口而出,“但现在杯子破了,我让你们再给我一个原来的杯子,可能吗?”
原始的传话方式的破坏力,也比磕破一个杯子大得多。“常县长说,‘水倒了,杯子也烂了,还能怎样?’”
愤怒迅速膨胀。最急迫的时候,十几个家长甚至在县政府打地铺睡觉。补档不得不重来一次。
为了让所补档案看起来更像原件,县人事局重回各个院校,请求提供学籍卡原件并将其补入档案。剩下的如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实习鉴定等,则由学校提供空白表格,重新填写后盖章。
这一次的补档理应皆大欢喜,结果却事与愿违。
记者翻阅了吴堡县人事局提供的11份补录档案并比对后发现,以王进东为例,学籍卡确为原件,但其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上的字迹与学籍卡有较大不同。对此,王进东表示,此次补填档案事先没有征询其本人意见,表格并非由他填写,这样的档案“和造假没什么两样”。
丢失档案时任人才中心主任、现已升迁为县人事局局长的慕建荣则解释,部分青年和家长已经对补档案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愿配合填写表格,无奈之下,“只能找人按照原来的内容抄一遍”。
而另一名女生宋艳的实习鉴定表格,除姓名和学校的红图章外,一片空白。
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王进东找到电视台记者冒充表哥陪他到人事局。“我表哥帮我介绍了个工作,想先看看档案,如果档案符合规定,就直接调走。”
字迹上的明显差异使来者皱眉,王进东的心也跟着凉了半截儿。
“县里补的档案根本不可能有用。”家长们坚信。
对此,县里也有实例证明所补档案真实有效。2008年年初,两名档案丢失的青年通过考试,一名被录用到县组织部接受分配,另一名则进入县级事业单位。两人的档案都已被调至现工作单位,未出现任何问题。
新的疑问很快被提出。由于两人的父母恰好皆供职于县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剩下的人们认定,这两份档案之所以有用,不过是“自己人说了算”。
丢失档案的家庭分裂为“农民”和“有关系”两大阵营,前者指责后者“自己的事情有办法解决就不吭声了”。
档案,将来一定死抱着不放
常少海承认,14份档案的丢失的确是政府有错在先。但“已经想尽一切办法补救”的他始终不明白,为何这件事会在一次次互不信任的调解下发酵至今。
2009年年初,县人事局又抱着14份档案去了西安,并于4月2日拿到了14份由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人事档案鉴定书》。
鉴定书上,有大红图章,还有防伪标签。慕建荣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头了”。
没有人知道档案丢失应该怎样补,没有相关法规和指导意见。迄今,只有珠海、哈尔滨等零星城市制定了自己的档案丢失补办“办法”,手续繁琐、限制颇多。
常少海觉得,两年间,自己实在被这些档案“折腾得够呛”。原本希望调去教育局工作的慕建荣,也因为档案的事情没有妥善处理好,继续留在人事局。
和政府相关人员一样被折腾了两年的青年们,却已经不再去想补办档案,以及与档案联系在一起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职称”。
如今的王进东在县里一处工地上修路。那里包吃包住,尽管洗澡要走上几里地去黄河里洗,干的活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但每天60元收入都可以攒起来。工地离家虽然有点距离,但回来毕竟方便,一到家,妈妈会给“东东”端上一碗传统的面食“抿挟”。
这比在榆林工作,收入仅够温饱的宋爱伟要强得多。
县里多次表示,对于丢失档案的青年,免除所补档案的一切保管费用,并“随时欢迎他们下到基层工作”。
但丢失的信任难以补回。“我还有个女儿在读书,将来档案一定死抱着不放。”这是一个家长的话,或许能代表许多家长。
始终被家长逼迫“交出原来的档案,不然就拼个你死我活”的常少海,一边指责对方纯属无理取闹,一边也很无奈,“政府的公信力差了,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
辛辛苦苦去西安办出的鉴定书,家长们不屑看上一眼。鉴定书被悄悄塞入每份补办档案的牛皮纸袋中,再放回档案柜。放柜子的办公室和人事局其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瑟缩在二楼走廊的尽头。走廊上,墙面起壳、绿漆斑驳。一切与规定中“防火、防潮的专用档案库房”相去甚远。
曾经为档案奔走的女生宋艳就快嫁人了。未婚夫在县公安局工作,宋艳也能去交警队当个协警,尽管没有编制。三年前,她在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的就业意向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事业单位”,如今,那一片空白的实习鉴定已没有补齐的意义。
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车,王进东仿佛也恢复了以往的粗线条。
“我想通了,等攒了点钱,再贷个款,我就去做生意。”尽管与父亲的期望大相径庭,王进东仍豁达地宽慰老爸:“都一样,有钱就行。”
小车的卡带机里是一盘已经走音的磁带。
“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碎。”王进东跟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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