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

　　县里甚至说不出档案是什么时候被弄丢的。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掉了一捆，指不定被拿去废品站卖了。”吴堡县常务副县长常少海推测。

　　县里于2007年10月10日决定成立专门的4人补档小组，前往14名青年的毕业院校补办档案。年底，县里从各个学校集齐了他们在校时期各项记录的复印件。

　　原始的传话方式却比补档速度要快得多。从王进东爸爸那儿，许多父母早已得到了“复印件再盖章也没用”的消息。

　　王进东也不愿意接受县人事局补办的档案。在他的记忆里，原来的档案袋“总有一两公分厚”，现在的档案不过薄薄几张纸，纸上甚至没有榆林学院的公章，只新加了“与原件相符”的签字和县人事局的图章，“还不如我自己补回来的呢！”

　　宋爱伟的经历则更印证了人们的焦虑。2008年2月，毕业后一直在干汽车销售的他，得到了一个去榆林市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的机会。但最终，由于档案不全，宋爱伟未能获得正式编制，仅能以临时聘用的形式参加工作，每月收入不足千元。

　　“我们就要原来的档案！”一拨拨愤怒的家长冲往常少海的办公室。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使家长们相信，在这个严禁私自开启的纸袋里，除了大学记录，还有孩子们自中学以来的所有社会关系和评价，这一下，“10年的东西都没了！”

　　争执中，常少海的杯子被碰翻，水泼了满桌，杯子也磕破一个角。

　　“我们不是故意弄丢娃娃们的档案，就像你们不是故意摔坏我的杯子。”常少海性子急，脱口而出，“但现在杯子破了，我让你们再给我一个原来的杯子，可能吗？”

　　原始的传话方式的破坏力，也比磕破一个杯子大得多。“常县长说，‘水倒了，杯子也烂了，还能怎样？’”

　　愤怒迅速膨胀。最急迫的时候，十几个家长甚至在县政府打地铺睡觉。补档不得不重来一次。

　　为了让所补档案看起来更像原件，县人事局重回各个院校，请求提供学籍卡原件并将其补入档案。剩下的如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实习鉴定等，则由学校提供空白表格，重新填写后盖章。

　　这一次的补档理应皆大欢喜，结果却事与愿违。

　　记者翻阅了吴堡县人事局提供的11份补录档案并比对后发现，以王进东为例，学籍卡确为原件，但其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上的字迹与学籍卡有较大不同。对此，王进东表示，此次补填档案事先没有征询其本人意见，表格并非由他填写，这样的档案“和造假没什么两样”。

　　丢失档案时任人才中心主任、现已升迁为县人事局局长的慕建荣则解释，部分青年和家长已经对补档案产生了抵触情绪，不愿配合填写表格，无奈之下，“只能找人按照原来的内容抄一遍”。

　　而另一名女生宋艳的实习鉴定表格，除姓名和学校的红图章外，一片空白。

　　猜忌与戒备在双方间蔓延。王进东找到电视台记者冒充表哥陪他到人事局。“我表哥帮我介绍了个工作，想先看看档案，如果档案符合规定，就直接调走。”

　　字迹上的明显差异使来者皱眉，王进东的心也跟着凉了半截儿。

　　“县里补的档案根本不可能有用。”家长们坚信。

　　对此，县里也有实例证明所补档案真实有效。2008年年初，两名档案丢失的青年通过考试，一名被录用到县组织部接受分配，另一名则进入县级事业单位。两人的档案都已被调至现工作单位，未出现任何问题。

　　新的疑问很快被提出。由于两人的父母恰好皆供职于县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剩下的人们认定，这两份档案之所以有用，不过是“自己人说了算”。

　　丢失档案的家庭分裂为“农民”和“有关系”两大阵营，前者指责后者“自己的事情有办法解决就不吭声了”。

　　档案，将来一定死抱着不放

　　常少海承认，14份档案的丢失的确是政府有错在先。但“已经想尽一切办法补救”的他始终不明白，为何这件事会在一次次互不信任的调解下发酵至今。

　　2009年年初，县人事局又抱着14份档案去了西安，并于4月2日拿到了14份由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出具的《人事档案鉴定书》。

　　鉴定书上，有大红图章，还有防伪标签。慕建荣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头了”。

　　没有人知道档案丢失应该怎样补，没有相关法规和指导意见。迄今，只有珠海、哈尔滨等零星城市制定了自己的档案丢失补办“办法”，手续繁琐、限制颇多。

　　常少海觉得，两年间，自己实在被这些档案“折腾得够呛”。原本希望调去教育局工作的慕建荣，也因为档案的事情没有妥善处理好，继续留在人事局。

　　和政府相关人员一样被折腾了两年的青年们，却已经不再去想补办档案，以及与档案联系在一起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是“职称”。

　　如今的王进东在县里一处工地上修路。那里包吃包住，尽管洗澡要走上几里地去黄河里洗，干的活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力气活，但每天60元收入都可以攒起来。工地离家虽然有点距离，但回来毕竟方便，一到家，妈妈会给“东东”端上一碗传统的面食“抿挟”。

　　这比在榆林工作，收入仅够温饱的宋爱伟要强得多。

　　县里多次表示，对于丢失档案的青年，免除所补档案的一切保管费用，并“随时欢迎他们下到基层工作”。

　　但丢失的信任难以补回。“我还有个女儿在读书，将来档案一定死抱着不放。”这是一个家长的话，或许能代表许多家长。

　　始终被家长逼迫“交出原来的档案，不然就拼个你死我活”的常少海，一边指责对方纯属无理取闹，一边也很无奈，“政府的公信力差了，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

　　辛辛苦苦去西安办出的鉴定书，家长们不屑看上一眼。鉴定书被悄悄塞入每份补办档案的牛皮纸袋中，再放回档案柜。放柜子的办公室和人事局其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瑟缩在二楼走廊的尽头。走廊上，墙面起壳、绿漆斑驳。一切与规定中“防火、防潮的专用档案库房”相去甚远。

　　曾经为档案奔走的女生宋艳就快嫁人了。未婚夫在县公安局工作，宋艳也能去交警队当个协警，尽管没有编制。三年前，她在毕业生个人情况登记表的就业意向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事业单位”，如今，那一片空白的实习鉴定已没有补齐的意义。

　　开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小车，王进东仿佛也恢复了以往的粗线条。

　　“我想通了，等攒了点钱，再贷个款，我就去做生意。”尽管与父亲的期望大相径庭，王进东仍豁达地宽慰老爸：“都一样，有钱就行。”

　　小车的卡带机里是一盘已经走音的磁带。

　　“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碎。”王进东跟着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