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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虽说是个礼拜天，单晓兰(应被采访人要求，采用化名)还是一大早就赶到了“一只蚂蚁”市场，希望能尽快把货弄出来。她和丈夫兵分两路，丈夫出门去另一个市场寻找新摊位了。

　　要在往常这个时间，她早已在市场租赁的摊位上开张营业了。“以前都是4点多钟就起床，洗把脸，弄口吃的，就赶紧坐地铁往市场赶。基本上五六点来钟就开始发包了。因为好多从外地坐大巴来进货的俄罗斯人已经在等着了。”单晓兰一口的江浙口音，听上去有些疲惫。

　　每天都有35000名左右的中国商人与单晓兰一起，像一只只蚂蚁一样，被淹没在这个庞大的市场帝国里。

　　自从6月29日莫斯科市政府以检查卫生为名关闭“一只蚂蚁”后，华商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煎熬。市场关闭导致货物无法提取，错过了销售季节。许多正往市场发送的货物因市场关闭给国内生产企业、贸易公司等关联方造成损失。

　　“当初市场管理公司说是要停业两天打扫卫生，让我们每个人交了1000卢布(30卢布大约兑换1美元)，还要更换灭火器，又收了1600卢布。”单晓兰说。华商们以为市场很快就会重新开放，而且这个市场以前虽说也有过“动静”，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关闭这么大的事。

　　“倒包”的日子

　　“一只蚂蚁”市场准确的名称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占地200多公顷，因地处该市东区的伊兹梅洛沃小区而又被称为“伊兹梅洛沃市场”，中国人习惯按谐音叫“一只蚂蚁”市场，或统称“大市场”。这里是莫斯科乃至欧洲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在这里经营谋生的主要是中国人、越南人、土耳其人和独联体国家的人。

　　参与整个大市场管理经营的俄罗斯和外国公司有20多家，大多背景复杂，甚至有黑社会掺杂。其中最大的管理公司就是俄亿万富豪捷尔曼·伊兹梅洛夫旗下的ACT集团，“灰色清关”正是伊斯梅洛夫吸引大量国外商品进入俄罗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有人说，“灰色清关”的生意，仿佛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赌徒希望幸运的总是自己。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急需进口大量便宜货品。鉴于俄海关清关手续繁琐，关税混乱，为鼓励进口，简化海关手续，俄罗斯海关委员会允许清关公司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

　　这些公司与海关官员联手，以低于法定关税水平的价钱将货物运入俄罗斯市场。清关公司将货柜清出关后就拉到商人指定的仓库，但是不出具任何单据证明。后来，此清关方式被推广到海运、铁运和汽运，统称为“灰色清关”。

　　“伊兹梅洛沃市场的整治行动是俄罗斯政府加强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打击寡头伊斯梅洛夫也是其目标之一。”俄罗斯独立智库sova中心主席亚历山大·沃克夫斯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从大市场被关闭后，单晓兰已经收留了几个走投无路的福建闽清人。

　　“"跳楼"在市场里的说法是，有些老板把大量进货砸在手里，又急需资金，于是就以最低的价格抛出。但是现在真有人跳楼。”莫斯科北方华人商会会长关百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中国商人想尽办法把自己藏在货柜里的100万卢布卖货资金提出来了，开车走出市场没多远就被几个警察拦下。为了尽快摆脱纠缠，他拿出10万卢布塞给警察。可是警察一看一下子就能拿出这么多钱，肯定是条“大鱼”，就要求其下车接受检查，最终在车上把所有的现金给查出来“没收”了。这名商人回到家连气带急，一时想不开就跳楼了。所幸楼层不高，只是受伤被送进了医院。

　　关百新，黑龙江五常人，现在的身份为莫斯科新旭集团总裁，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尽管他在大市场已经没有生意，但这一段时间也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把自己的几摊子生意全放下来，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来在俄罗斯建立的人脉关系，帮助华商尽快、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7月25日在使馆召开的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与华商座谈会上，关作为协会负责人发言时颇有些不平：“我们中国商人从国内发的是合格的产品，并提供了所有的证明文件，结果到了俄罗斯境内华商连一张纸片都没有得到，怎么货物就变成了走私品？华商就成了走私犯？”他认为，就是那些非法经营的物流公司和清关公司把华商引入了陷阱。

　　90年代初，自称“杀猪的出身”的关百新在远东跑生意，“倒包”，在苏联解体物质匮乏的时期，他淘得自己闯荡俄罗斯市场的第一桶金。

　　后来听人说莫斯科的钱最好挣，“一件皮夹克能卖到你想象不到的价格，即使傻子也能赚到大把的美金，只要你手里有货”。关百新就在1995年用积攒的12万人民币批了6大包皮夹克，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发到莫斯科。在火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莫斯科后，手拿提货单到车站提货时，却被告知“货丢了”。关百新一下子傻了，而他身上只剩下50卢布，连一张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

　　当晚，人生地不熟的关百新找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中国楼”，这些楼被最早发了财的中国人包下来，再转租给中国商人一边住宿一边卖货。鼓足勇气敲了无数次门，遭到无数的拒绝，关总算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同乡收留他住下，暂时有了落脚地。 　　那时候来莫斯科“淘金”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会俄语，又怕被敲诈，被人抢，就一起扎堆，并雇俄罗斯保安把门。这些“中国楼”由于人群混杂，人货不分，卫生条件差等原因遭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最终被取缔。

　　身无分文的关百新靠着帮人卖货、借货卖货方式开始“自救”。每天一大早从别的华商手里借两件皮夹克走到与“燕山楼”隔条马路的“上八线”市场去卖。一个月后，关还上了住宿钱和饭钱。又过了一个月，关百新还上了所有的欠债。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街头零售的小买卖了，他的眼光盯上了批发业务。

　　关百新把生意从“中国楼”转到了麻雀山对面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批发市场，并且挣到了“大把大把的钱”。

　　1998年，关又开始转战“一只蚂蚁”市场，生意也越做越大。

　　但这时候，在市场做生意的风险却越来越大。中国人之间互相压价，俄罗斯对市场“封箱拉货”事件时有发生。就在1998年11月，俄税警部门查抄“兵营”中国商贸中心，华商损失近200万美元。

　　“灰色清关”此时已经成为俄罗斯轻工业进口的非常规贸易方式。它一方面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活力和投资，另一方面它为寡头所控制，蚕食俄罗斯的财政税收和轻工业发展。

　　2000年左右，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打击“灰色清关”更加严苛。关百新决定放弃以前的低档生意，注册自己的正规公司，开始转战餐饮、旅馆、旅游业。目前新旭集团旗下有两家酒店，多家公寓，还有汽修、建筑等公司。

　　离开，或是坚守

　　并非所有人都有关百新的雄心和运气。吉林人李勇在“一只蚂蚁”打拼四年，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家。经历了此番折腾，他只想尽快回国。

　　李勇是在7月25日下午被俄罗斯强力部门带走的。

　　之所以用“强力部门”这个词，是因为他不知道抓他的到底是什么人，哪个部门的，什么原因。“说是警察吧，没看见戴警徽；说是移民局的人，也没有穿"红马甲"，就是移民局在执行公务时都穿的那种印着字母的马甲。”据他事后分析，“应该”是移民局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在护照上盖戳，之所以没穿马甲，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是执行公务时间，而是“捞外快”。

　　“移民局人员”在他们出示护照后，一把夺过去，看都不看，直接就把他们往停在路边的大车上推。“我双手死撑着车门往回挣，结果屁股上挨了两脚。”当他和同伴被强行带上车一看，里面已经蹲了快30个人。

　　就这样，他们一车人被带到了一个“没有挂牌，也没有门牌号”的两层楼房里关了起来，并让他们拿钱“赎人”。“一个人5000卢布，有个越南人做中间人，再加500。”

　　他的同伴刚从国内来，不熟悉俄罗斯“国情”，因为不服气，争辩了几声，结果被直接在护照上盖了“黑戳”，这就意味着他的同伴必须在10天内离境——可同伴价值几十万的货还在市场内扣着。

　　李勇身上只有几百卢布，只好向朋友打电话求助。在俄罗斯人的指点下，他的朋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交钱完事。临走时，移民局的人还“好心”告诫他们，周一别到市场上去，移民局将派大批人员到市场进行检查，“我不想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李勇说，他已经和外地的俄罗斯货商说好了，价值200万卢布的货给50万卢布就可以打包带走。“我一天都不想再待下去了。这地方，让人哭都哭不出来。”

　　据记者了解，在最初的几天里，只有俄罗斯人才能搞到通行证，进入市场拉货。没有被叫到号的中国商人只好再次向一些保安和警察“塞钱”，以求尽快进入市场。李勇也花了20多万卢布的“好处费”。

　　俄罗斯媒体揭露说，在市场关闭的时候，很多货柜被撬开，藏在里面的大笔钱款不翼而飞。虽然俄官方宣称商人进入市场拉货不受阻碍，但实际上要想迈进自己租赁的货柜要过好几道警察和保安把守的关口，每一道关都得用钱疏通，从最开始的2万卢布，到后来的5万、10万卢布，有的甚至要加20万卢布。即使万幸保住了部分钱物也并不一定就是货主的，在市场外巡逻警察会随时把货车拦下。

　　单晓兰还是被挡在市场外。她原本想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让女儿飞过来团聚，签证都快下来了，不料出了这档子事。

　　其实，单晓兰夫妇也就是10年前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去了一趟红场，还看了看列宁墓，其他什么地方也没去过。

　　没有拿到货的华商每天仍在“一只蚂蚁”苦盼；拿到货的华商已开始转向莫斯科南部的“留布里诺”等市场。有些心灰意懒的华商已打道回府，有些心有不甘的华商仍在坚守着希望。(田冰龚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