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史沉重一页：主席挥挥手 知青上山下乡

　　延伸阅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1971年2月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给毛泽东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的困难。

　　197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对招生考试提出质疑。

　　1975年一年共有236万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期间最多。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年5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77年，高考恢复。

　　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记者点题

　　流放与救赎

　　中国的知青运动从狂飙突起到最后偃旗息鼓，延续了整整十年。

　　十年知青运动的发生，其中一个深层次背景就是城市青年的就业难，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经济日益困顿的新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独特的人口大迁徙——1700万知青从城市迁移到农村。

　　城市青年的就业难问题今天仍困扰着发展中的中国，而人口大迁徙每天仍在这个国家上演，只是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亿多的农民从落后的农村涌向发达的城市。

　　知青，共和国特殊年代有着特殊际遇的特殊一群。他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呱呱落地，“文革”爆发时他们正值青春叛逆期，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终于回城了，却蓦然发现，城市已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青壮年适逢30年改革开放，他们投身其中，成为天然的拥护者，更成为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推动者、受益者。

　　当然，不少至今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青也为此承受阵痛，付出高昂代价。他们的青春开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命运随国家的命运而沉浮。

　　今天，这个渐渐老去的一群，开始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开始咀嚼灵魂深处这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

　　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忏悔?是狂热盲从还是真诚无我?是流放还是救赎?……对于这曾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人们开始了反思。

　　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苦难，承受苦难，逆难而行，获得新生，这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肉身流放后所获得的精神救赎，而这种精神，正是这个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革命豪言

　　肩不磨不结实，人不炼心不红。为了彻底改变旧思想，哪里最艰苦，就往哪里冲!

　　　——龙门县平陵公社祖塘大队冯祖贤

　　一块铁，只有经过烈火的冶炼，才能成钢；一个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成为毛主席的好青年。

　　　——新会县沙堆公社红关渔业大队关素真

　　狂风刮不倒革命青年上山下乡的立志；暴雨打不掉革命青年自觉磨练的热情；汗水洗刷了旧教育的“刘毒”；烈日晒出了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高鹤县　褟金培

　　　摘自1969年12月16日《南方日报》第三版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豪言选》

　　本报首席记者　梅志清　实习生　邓文忠　骆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