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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杨本莉搀扶老年乘客下车。(资料图片) |
杨本莉,47岁,1980年进入北京公交系统,长期担任售票员工作,因工作表现优异,获得众多荣誉。2005年前后,提前病退。
杨本胜,49岁,杨本莉的哥哥,与杨本莉同年进入北京公交系统,先后担任售票员、司机、团支书等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
董秀云,71岁,杨本莉的母亲,上世纪60年代进入北京公交系统,属建国后第一代公交售票员。
71岁的老人董秀云,珍藏着一本旧相册。相册中发黄的照片上,留下了她一双儿女的年轻身影,背景无一例外,都是公交车。
这是一个与公交系统结缘数十年的北京家庭。董秀云是上世纪60年代的公交售票员,她的儿子和女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公交系统工作。
穿梭的公交车见证了时代变迁,也留给董秀云一家难忘的回忆。
结缘公交
60年代董秀云家家训:“建设美好新中国” 银丝染鬓的老人已记不清遥远岁月的往事。她在女儿的帮助下,努力拼凑着记忆。
董秀云出生于北京通县,建国后在通县读小学。建国之初,北京城区到通县并无公交车。童年的记忆中,每次进城,她父亲就要套起毛驴车,父女俩坐着驴车,在土路上颠簸3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北京城区。
1962年,董秀云进入当时的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汽车公司位于西直门附近,被一片平房簇拥。修理车间前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停有数十辆老式公交车。公交车黄顶红身,形状仿若面包。车内铺有地板,地板上是简陋的双排座椅。
初到西直门总站时,董秀云负责清洁和加油工作。性格外向的她羡慕那些随车出行的售票员,“每天都要招待不同的乘客,多有意思”。
一年后,董秀云成为16路公交车售票员。当时,16路从西直门开往北太平庄,往返一次需30余分钟。每天,扎着两个齐肩小辫的董秀云,都要拿着票夹,穿梭于乘客中,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车厢内。
1966年年底,北京公交运营线路仅有65条。400余辆公交车,承载着数亿人次的年客运量。
那时公交乘客并不多,他们大多服饰单调,多为蓝色的中山装,表情呆板。晚上11点,16路迎来末班。深夜归家的董秀云感觉疲倦,但却充满干劲,“那时北京没有这么繁华,那个年代的人充满干劲,觉得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让新中国更美好”。
车中童年
70年代董秀云家家训:“要为人民服好务” 时光流转,董秀云的儿女们降生。他们童年时听到最多的教诲,就是董秀云所说的“要为人民服好务”。
董秀云当时住在崇文区国强南巷内,是一片破旧的灰色平房。她家共有5间房,每间房仅8平方米。1956年,董秀云生了大女儿,1960年和1962年,儿子和小女儿分别出生。董秀云一家加上婆家的亲戚,8口人居住在这40平方米的空间内。
上世纪60年代末,董秀云的丈夫患上肺结核,不久病逝。1971年,董秀云再婚。除大女儿保持父姓外,儿子和小女儿随继父姓,分别改叫杨本胜和杨本莉。
因为董秀云的特殊职业,儿女们大多有随妈妈“跑车”的经历。小女儿杨本莉记得,她5岁时就开始随妈妈一起上班。她能背下16路沿线的大部分站名。
女儿眼中工作时的妈妈,总是面带笑容,说话清脆,此外还有一手绝活,即无论公交车怎样加速急停,董秀云总是站得很稳,泰然自若。
“那时觉得妈妈检票报站,特别神气,也特别光荣。”杨本莉说,她小的时候是胡同里的孩子王,经常指挥小伙伴从家里搬来板凳,摆成公交车,而她则扮演售票员的角色。
上世纪70年代,乘坐公交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有了“早高峰”的概念。按照当时规定,每到一站,售票员都要下车指挥客流。乘客都上车后,售票员最后一个上车,卡住车门。
转眼间,日历翻至1980年。董秀云的儿女均长大。
发黄荣耀
80年代董秀云家家训:“你们替我接好班” 让小女儿接班做售票员,是董秀云由来已久的想法。小女儿长大后,曾经最想从事的却是当一名歌唱演员。
小时候的杨本莉声音嘹亮,酷爱唱歌。高中毕业后,她到一家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艺术品加工。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让她一度迷茫。
此时,董秀云因身体原因已不再担任售票员,而是从事站工,为奔波的售票员服务。看到杨本莉的现状后,她决定提前退休,将工作机会留给女儿。
母女两人有了一番长谈。“妈妈告诉我,舞台上的歌唱家可以赢得大家尊重,平凡岗位上的售票员也一样可以赢得大家的尊重。”杨本莉说。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杨本莉并不抵触售票员的工作,她痛快地同意了。
让董秀云意外的是,从小调皮的儿子杨本胜也提出想做售票员。因为工作名额只有一个,杨本胜将机会让给了妹妹。随后,他参加当年的社会招考,考入公交系统。
1980年,兄妹两人同时进入北京公交系统,开始从事售票员的工作。董秀云嘱咐儿女们,“认真服务,替我接好班”。
此时,董秀云一家已经从国强南巷搬至安定门附近的一栋简易楼。那是继父单位分下来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面积狭小,但已远胜当初的平房。杨本胜的继父酷爱电子技术,业余时间,他用电子元件“攒”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里的笑语回荡在狭窄的居室中,生活开始向前奔跑。
杨本莉负责10路公交车,这辆公交车从北京站开往南菜园,其间横贯十里长街。
第一天当售票员时,杨本莉站在售票台上,喉咙发紧,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她努力保持微笑,却感觉“笑容很假”。车开过西单站,她才想起报站,张口却报成王府井站,引来车内哄笑。
下班后,杨本莉哭了,她回家向母亲讨教经验。此后,兄妹两人借来双卡录音机,开始一句句练习服务用语。闲暇时间,两人按照母亲的命令,走访沿线各站,了解地理民俗。
随后,兄妹两人的优质服务赢得了乘客肯定。《人民日报》一篇报道记载了杨本莉当年的服务场景,“车过西单,她会介绍餐馆,车过电报大楼,她会提醒乘客对表,车过天安门,她会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
和董秀云做售票员时相比,此时的北京公交已有长足进步。1984年,北京已有3369辆公交车,运营线路150条,遍布北京城区。
上世纪80年代初,公交票价虽仅一角,但仍有人逃票。杨本莉开始练习分辨“逃票者”的本事。她很快学会了从神情、动作,以及座位位置,发现逃票“嫌疑人”。
渐渐地,逃票者越来越少,对应的是,乘客们的服饰越来越丰富多样,腰包越来越鼓。
车厢内的外地乘客越来越多,并开始有了外国人的身影。为此,杨本莉特意学习了上海话、粤语和外语报站。
10路公交车沿长安街一路前行,杨本莉丰富的介绍内容让乘客们惊叹。广东的乘客拥上前去,用录音机录下她的介绍语句,老外翘起拇指,主动要求与她合影。
岁月留给兄妹俩一串发黄的荣耀。杨本胜多次被评为公交系统先进个人;杨本莉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公交系统劳模,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她所在的车组也成为北京首个“青年文明号”车组,她的事迹被写进了公交系统的培训教材。
多年之后,李素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以前,北京公交战线上宣传了一个劳模叫杨本莉,名声很响。我的师傅教育我:人家和你差不多的岁数,她是劳模,你为什么不能成为劳模?这句话对我触动极大”。
难舍情结 90年代董秀云家家训“下海了,别忘了良心,要对得起自己”
在售票台上获得成功的杨本莉,并未忘却歌唱的梦想。业余时间,她经常参加歌唱团体的排练,并向专业老师学习。
1984年,她考上了北京社会音乐学院歌剧系,少年时的梦想在向她招手。
此后一年多,杨本莉一直用下班时间随老师学习发声。然而一天的售票员工作,让她声音嘶哑,“老师告诉我,说我声音基础很好,但是想唱歌就必须放弃售票员工作”。
几经犹豫和挣扎,杨本莉最终放弃了唱歌的机会,专心售票员工作,“现在的人们看来,可能会觉得我很傻,但我真的离不开售票台”。
1986年,董秀云家迎来了一件大事,儿子杨本胜要结婚了。
此前,杨本胜因表现优异,经选拔培训,已成为一名公交司机,他的恋人,就是和他同车的售票员。董秀云的“公交家族”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结婚时,杨本胜用获奖得来的电视机票,买了一台进口的日本彩电,这也成为当时董秀云家最豪奢的家电。
时光流逝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开始迈上轨道,“下海”一词变得风行。
几经考虑,杨本胜夫妻决定经商创业,离开公交系统。此举一度遭到全家反对。
董秀云最终同意了儿子的决定,“我告诉他,下海了,别忘了良心,到什么行业,都要对得起自己”。杨本莉同样面临着离开的诱惑。上世纪80年代末,她完成了北京大学社会文秘专业的大专课程。当时,她面临着从事领导工作等机会。
最终,她选择继续留在售票台上,她希望写一本关于公交服务理论的著作。决定一出,当时的北京媒体哗然,《北京晚报》曾在头版头条登出“杨本莉又回来了”的报道,
1993年,杨本莉调到公交系统的服务科工作。最后一天售票时,杨本莉动情地说出了告别话语,乘客们回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车上,我听过许多次掌声,这一次最难忘,我真的舍不得售票台。”杨本莉说。
特殊乘客
现今董秀云家家训:“好人一生平安” 随着董秀云的家人逐步离开公交系统,那些过往的荣耀,已成为昏黄记忆。
回顾往事,董秀云说,她和儿女们已无憾事,“那些荣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儿女都按照我的要求做了一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杨本胜下海后,曾开了一段时间出租车。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残疾人和老人免费乘车。他说,这是在公交系统时养成的习惯。
同样的习惯,体现在董秀云家每一个人身上。71岁的董秀云每到银行,都要督促大家排队。杨本莉至今仍能背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大会堂等地的相关数据。
如今,杨本莉已因病提前退休几年,住在海淀。虽然家中已经买车,但她仍经常专程前往长安街,乘坐10路公交车,感受沿线日新月异的变化。
她不认为那是怀旧,她说公交车早已是她另外一个家。
此时,北京的公交系统早不复当年的简陋,密集的公交线路遍布北京城区。截至2008年底,北京公交系统拥有各类运营车辆28071辆,运营线路861条,年总客运量45.81亿人次。新式的公交车穿梭于首都街头。刷卡机也已取代了售票台,一切变得更为简单、便捷。
(责任编辑: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