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商人的命运与传统中国的“清教伦理问题”

　　传统中国的民营工商业在统治权力面前始终备受威压欺凌，这种法权地位死死锁定了民营工商业的悲剧宿命

　　文 王毅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决不仅仅是财富欲望扩张的结果。

　　韦伯还指出：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向的那些制度之中，以“清朝官员”为代表的中国皇权制度是典型之一，这些权力阶层代表了一种堕落的贪欲，“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所以在韦伯看来，这种非理性欲望驱动之下对财富的竭力追求和恣意挥霍，根本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

　　韦伯上述思路（简称“韦伯命题”）是今天制度经济学经常引述的理论范式。不过我们中国人理解西方“清教伦理”难免有些隔膜陌生，所以还是举几个我们身边的实例来做说明。

　　“权门商人”万通对“韦伯命题”的反衬

　　笔者所以经常举出许多具体的实物图例来说明制度学问题，乃是因为这些实物印证之功的深刻有力实在让人惊叹。比如本文的图例就分别说明了中国制度环境下“韦伯命题”的两个侧面。

　　图1所示万通墓中出土的这批宫廷金器，不仅显示了当时最高权势阶层的极端奢靡，而且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介绍：万通出身商贾，是深得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恩宠的万贵妃之弟，他成为贵戚之后更竭力在全国各地扩张贸易，其家人徐达也因为深通经商之道而大得万通赏识，被授予“百户”的官职并世袭不替。万通死时两个儿子分别是两岁和四岁，都被授予官爵；连徐达都被擢升至四品（与知府的品秩相同）、任指挥佥事，官位和爵禄依旧世袭。深荷恩宠的徐达当然以加倍的规模牟取“权力经济”的利益，他曾向朱见深奏请、并立刻获准运销淮盐3万引（600万斤）的特权，其垄断经营规模之大、攫得暴利之惊人可见一斑。

　　又据《明史》记载，明宪宗成化年间一批最令朝野切齿的宦官首领和特务头子，如钱能、汪直、梁芳等等，都是争着通过讨好万贵妃一家而经营自己的权势、并借机大肆中饱私囊，结果是“苛敛民财，倾竭府库”，“糜费无算”。由于当时朝野人物竞相通过此道而发达显贵，于是北京城里的群起效仿使得这场行贿拍马的竞赛热闹无比，社会风气也因此“竞尚侈靡，僭拟无度”！

　　显而易见，如此制度法则之下，万通、西门庆、薛璠等历代“权门商人”经济规模的大肆扩张、显赫富贵到“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地步，非但不可能促使新经济形态的产生，相反却总是一次又一次成为巨大社会灾难的前奏。

　　平民商人韩人的悲剧

　　我们知道，中国从来不缺乏如韦伯所称道的“清教伦理”式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比如明末清初《豆棚闲话》一书中描述徽州商人长期克己勤俭，一心积攒钱财：“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商人汪华）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馀年，刻苦艰辛，也就积趱了数千两本钱。”同样，中国商人阶层也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利润的欲望，比如《拍案惊奇》里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描写一些致力于风险投资的商人，虽屡经巨大的挫折，但最终“顽铁生辉”，成为巨富的故事。

　　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促成新经济形态”的制度路径呢？

　　为了看破这中西异路的原因，再讲个康熙年间（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故事：

　　当时扬州有位名叫韩人的商人，他不仅悉心经商，“每日打探各处柴米价值，某处价贱，即往买来发卖。某处价贵，即改往贱处贩卖”，而且缩衣节食、勤俭成性，从来不肯浪费一文钱，结果“空手未曾十年，创业家赀约有千金”。后来韩人又看准市场变化的机会做红草生意，于是更加发达：

　　（红草）每千束本银不过七八两，盘运至扬（州），即卖至十五六两，除去船赀杂用，每千（束）竟有四五两之得。韩人大喜，整齐本银，用两只大船，往来装贩多次，果然大得重利。

　　没想到不久以后，官府强行用极低价格买断红草（关于为何商品价格不能由市场、而只能由官府来决定，详见作者在《一则小故事背后的大问题》中的介绍，本刊今年第7期），于是韩人立刻从“大得重利”跌落到破产的边缘：

　　奉总河大老爷宪行，立等要红草打坝，着令江都县将一切草船封贮，运送河塘，候领官价。韩人心急如火，暴躁如雷，无极奈何。忍着性气，只得随至河官委员处候领草价，十分不得五分。又用去盘缠杂费，亏折三十余两，自己焦愁恼闷，饮食减少……

　　韩人因此气恼烦闷而一目失明，即使如此，他仍然拼尽死力经营生意；可叹在“权力经济”的威势面前，最终只能落得更加悲惨的结果：

　　又闻知瓜洲南米到了极多，价贱利重。因此不候痊愈，就到瓜洲买了一船米，贩到扬州卖。不意船到扬子桥，河路涌跻，被一漕船上篙捣着米船，将船戳漏，米被水浸，急忙另雇一船，呼人挑运过船，已是许多水入船，坏去米三十余石，每石不得半价，人尚憎嫌不要。韩人气填胸膈，不由不焦愁气恼。漕船是奉上行运粮的，谁敢控诉？无极奈何，只得隐忍而归，形容顿变，饮食减少，只是昼夜叹气。才四五日，腰上忽起一发背大疽，…… 脓血淋漓，日夜叫喊，竟至命绝，寿止四十二岁！（清·石成金著：《通天乐》） 韩人从勤勉经商、积累有成到破产殒命的过程，最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在统治权力及经济体制面前，居于何等备受威压欺凌的地位，以及这种法权地位是如何死死地锁定了民营工商业的悲剧宿命。

　　总之，以不计其数的这类事例为背景，我们对于老舍先生名剧《茶馆》中秦二爷的艺术形象，不是可以有更具历史感的理解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