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采取平等待遇，所有入庭人员一视同仁，这也是安检规范性的要求。律师是法庭审理中的重要角色，对待律师的检查不能采取差别性待遇，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表面的直观性平等对公众来说就更为重要，这也就是常说的，公正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的应有之意

　　王新环

　　对我看说，所有有关限制律师正常执业活动的事情，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说沉重，是因为有时会让人感到无助与无奈，有时会感到心灵受到震颤，有时又感到柔弱的心灵被刺疼。或许，把这些归结为由权力走向权利必经遭遇的疼痛，会更有助于全面认清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也有聊以慰籍的，那就是，如果不是处在一个权利倍受尊重的伟大时代，让时光逆转到判官可以操小民性命于鼓掌之间，握有草菅人命任造人间悲情之权柄的旧时代，来讨论辩护律师的权益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还算庆幸，我们处在一个文明的法治时代，对律师职业发展路径的认识渐趋于明朗，所以，律师的问题不仅仅是律师自身的问题，它亦被认为是衡量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

　　法庭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地方，严格的入庭安检，是出于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考量。持有证件的诉讼参与人和持有旁听证的旁听者，步入法庭时，必须依照顺序经历法院司法警察十分严格的安全检查，必要时还会伴随着盘问，拒绝检查者都会因为安全顾虑而不准入庭。但是，安检以不影响隐私权和尊重人格尊严的检查办法为限，因为这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进行的一些必要限制。入庭人员必须自觉接受安检，有义务配合值勤警察的检查；同样，安检采取平等待遇，所有入庭人员一视同仁，这也是安检规范性的要求。律师是法庭审理中的重要角色，对待律师的检查不能采取差别性待遇，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然而，现实中的律师在庭内与庭外活动中却会遭遇诸多尴尬的境遇。从法官在法庭上随意阻止律师发言、无端申斥律师———这是限制律师辩护权的不规范行为，到驱逐律师出法庭，这种严重侵犯律师合法权益、有违诉讼规则的行为，可谓从根本上有违法治原则。京城律师坊间早有盛传，法官让律师钉卷、起草判决书等不一而足的剥削律师劳动的咄咄怪事并非罕事；司法人员在半公开场所言行流露出不尊重律师尊严的现象比比皆是；有时弄得律师滋生逆反心理，自然不能很好地按规则做事。逐渐地，少数律师对规则的不遵守就演变成多数律师的潜规则。这也会导致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间的恶性互动，也会慢慢地形成掣肘公正司法的暗流，这是值得注意的“反法制现象”。

　　产生这种漠视律师权利的原因之一，固然与目前律师执业环境有关，更与漠视公民权利的错误理念相关。这次发生的以安全检查为名对律师拍身搜查的做法，表象为对律师的歧视性待遇，深层的原因则是与对律师功能定位的缺失直接相关：似乎律师对真相的发现和实现公正可有可无，甚或认为律师有碍诉讼的正常进行。我们要问“律师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美国著名律师丹诺说道：“被告辩护律师的责任，在于保护被告免于在犯罪证据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判刑；如果被告罪证确凿，原则上是争取最低的刑罚。”现实中，有些律师将职守弃置一边，有些则在焦虑中挣扎。青年作家慕容雪村所写《原谅我红尘颠倒》一书，描述一位年轻律师如何受到金钱的诱惑，渐渐放弃职守步入歧途。他毕业于法科学院，从事律师十余载，面临财富与正义的选择时，他“只管金钱，不问正义”。这虽然是文学作品对生活的描画，但的确反映了某种气氛：个别律师不争气。因此，必须致力于制度构建，形成一种自然的淘汰机制。

　　从法治国的原则来说，律师是程序法治的标志。国家拥有庞大的警察队伍、坚强的检察官群体和公正廉洁的法官群体，这意味着犯罪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整个诉讼活动，全部是在国家机关及其强大的公共权力的主导下完成的。因为，公正不是仅靠诉讼哪一方的努力就能实现，没有律师参与的诉讼也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尽管检察官负有客观性义务，但是在履行职责时却常常受到挑战：检察官常常不自觉的偏向打击犯罪，不能顾及到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检察官案件负担很重，有时无暇顾及被告人的全面情况；社会公众一般倾向于认同检察官的职责就是使被告人获罪。“两造具备，师听五辞”，控为左，辩为右，法官则居中。辩护律师，一方面能够给予被告人在法律与心理上相当的辅助，尽力为其利益辩护，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则协助法庭发现真实，并且随时提醒法庭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做出公正的判决。

　　这时，直观性平等对公众来说就更为重要，这也就是常说的，公正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律师参与诉讼，为被告人提供了与检察官进行平等对话的机会，使其能够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参与诉讼，同时给予被告人更多的公平感，让他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任意欺凌的羔羊，自然也增强了接受裁判结果的自愿性。律师自身权益不保，谈何为受托当事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一些平等权利的缺乏，一直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律师的诉求无法在控辩的对抗和博弈中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应有的保护，因此使得律师没有能力抵抗外来的干预。针对目前律师权利设定不完善的情形，必须加强救济，因为救济是保障权利和发现权利的有效机制。如果救济路径堵塞，各种程度不一、被社会公众视为不正当的利益，就难有获得正义的机会。由此很有可能使得律师不按规则进行博弈，如此，司法则不能清流。

　　诚然，把限制抑或剥夺辩护权的原因全部归于制度的不完善有失公允，不少情况下是由于执法者的法治观念不够。其实，这些道理并不难理解。关键问题是，要把律师真正当作同质法律人来对待，律师也不能游离于司法体制外。这就既需要法官、检察官、警察们乃至社会公众从心底体认：律师也是法律人的同道，同时又要在制度设计中给律师以应有的权利关怀！这话说得轻松，做起来却不易，但是，法治建设舍此无他途。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