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彻底地改革公车管理体制，杭州市正准备在局级领导干部中探索“包干使用”的车改模式——本人不领车贴，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此消息一出，受到社会舆论质疑：局长不领车贴，重新用公车，与之前有何差别？这是否意味着杭州车改出现回潮？(8月11日《法制日报》)

　　杭州公务车改革3个月以来，21个市级机关车改节省近1/3开支。

　　对于“包干使用”模式是否改革回潮的舆论质疑，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解释说，这是“对发车补方式的补充”，一方面公车使用范围不包括上下班，严格限定在公务活动范围内；另一方面，单位不配车，用车由公务服务中心提供，车辆不固定，而且用车情况都有记录，便于监督。

　　这个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从理想的角度说，严格控制公车使用范围，并将使用权和管理权分离，确实可以解决人们普遍担忧的车改会造成行政效率降低、车补过高等问题。可一项改革的优劣能仅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考虑吗？

　　因为“公务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所谓“严格限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负责提供用车的公车服务中心是一家行政事业单位，正如一名机关驾驶员所质疑的，“让合同工举报局长公车私用可能吗？”所以很让人费解的是，倘若决策部门对这一车改模式有着足够的信心，为何不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而偏偏选择了相对不易约束的局级干部？

　　公车货币化改革纵有再多缺点，但有一点是最可贵的，即它的刚性，不留一点可以人为操纵的弹性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公众才会在肯定车改意义的前提下，宽容了车补分配的实质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干使用”即便与车改在内容和形式有略微的不同，但终归换汤不换药，把改革的主导权交还给了既得利益者。这无疑是一种退步。

　　任何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调整。而此次杭州正在探索的车改新模式，可谓对利益调整的再调整。不同的是，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有所不同。为什么要实行新模式，报道中没有给出理由，倒是一位局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打车不方便。”其潜台词是，改革可以，但你得让我选择最有利的那一种改革。不幸的是，我们的改革真的就为此做出了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