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因文艺观点不同而成为论敌

　　女儿梁文茜眼中的父亲：

　　“梁实秋其实是一个爱国文人”

　　人教社的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的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在以前的文学史上，梁实秋曾被视作一个“反动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教材也一直没有梁实秋作品的一席之地。

　　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今天，随着人们对梁实秋的重新评价，他在文学事业和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总算得到了肯定。最近，女儿梁文茜对记者回忆了父亲的往事，她说：“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

　　-与妻子

　　“ 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

　　我讲的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但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过程。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反映的就是中国五十年的时代变迁，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有类似的遭遇。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么没上大学，是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去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了。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父亲经常在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

　　我妈死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的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为什么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与莎士比亚全集

　　“他有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摊血。”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二十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65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莎士比亚在西洋文学里当然是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40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不用毕生的精力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没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文的秀美，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

　　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70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

　　20岁开始翻，翻到70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以外，翻莎士比亚，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摊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以及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了一个大棉垫，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与老友

　　“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枝笔，他没有枪，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听说闻一多遇害的消息时正下围棋，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问冰心：你学什么。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么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在北碚的时候，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我爸爸担任翻译英文的编委会主任，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聊天。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他们俩说相声，两人都一口北京话。说相声有一个习惯，一人拿一把扇子，作为一个道具，有时候说到哪儿，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说咱俩拿这个扇子可以当道具，他说：你不要敲我脑袋，不要打我。老舍说我不打你。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个大眼镜，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赶紧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镜兜住了，眼镜没有掉地上。当时底下就哄堂大笑，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动作呢，实际上是临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特别感慨。

　　 　　◎1926年摄于北平荣丰照相馆，这是梁实秋与程季淑婚前唯一合照

　　-与中国

　　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作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文学上的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五百年或者五千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到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摘编自《世界博览》 梁文茜/口述 刘宗永 纪箟/整理 (来源：青年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