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女儿绡红追忆父亲文学路上苦乐(图)

邵洵美肖像

邵洵美出版《时事漫画》吸引人们读书的兴趣。

　　邵洵美女儿绡红追忆父亲文学路上苦乐

　　文/绡 红

　　积20年的努力，我搜寻到爸爸近百首诗歌、500余篇文章以及一些译作。反复阅读，发现爸爸是一个喜欢把自己所思所为诉诸笔墨的文人。循着他留下的墨迹，几乎能寻找得到他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所经历的苦乐。

　　一

　　有关他的文学生涯，最早有详尽记载的是半自传性小说《儒林新史》。“莎茀伴我过了夏天，又伴我过了秋天，等冬天的考试敷衍完结，她便又伴我上巴黎。

”这是他第二次去巴黎。第一次去，他结识了“天狗会”的那帮中国留学生，和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结了金兰之交。经他们的介绍，认识了与他长相相似的诗人徐志摩。在路角听了志摩一席谈，坚定了他原就蕴藏在心底的念头，学志摩，毅然舍弃政治经济学的课本，挣脱父亲的严命，复原天生的自己，投进诗的怀抱，一生走文学道路。最初，莎茀的诗让他神魂颠倒，他居然课后翻着希腊辞典将她的诗的五六十个断片译出，凭着自己的想象联系起来，编成一部短剧。全赖他的导师慕尔先生介绍，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但那册印刷讲究的剧本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

　　1927年初，他沐浴在新婚的爱河中，同时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他开始广交文士墨客。结识了滕固，参与“狮吼社”同人的文学活动。当时《狮吼》因经费和其他原因经常出出停停。洵美有的是时间，资金没有问题。《狮吼》的唯美正投其所好，于是他便接办了这份刊物。 1927年7月《狮吼》复活号第一期出版。有鉴于自己出一本书的繁难，也有感于当时出版界的一些弊病，他决心自己来办书店。未久，一爿装潢雅致的金屋书店开张了。金屋成了文友们聚会的好场所，也是大家的作品得以问世的渠道。

　　1929年《狮吼》不再见，代之以《金屋月刊》。那时洵美崇尚出版物的装帧美，他效仿英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 也用金黄色的封面，里面用黄色的毛边厚纸，很新颖独特。他编《金屋》很用心。初出茅庐，不时向前辈请教，常常去拜访《真美善》的曾孟朴、曾虚白父子。然而，《金屋》受《时代画报》的冲击，后期经常拖期。金屋书店出过许多装帧精美的书。不过，这爿书店完全是亏本生意。好在那时邵洵美全无赢利的念头。

　　因江小鹣他结识了张光宇等一班才气横溢的漫画家。他们正办着《时代画报》，但是经费不足。洵美自己也爱好艺术，正觉得以画报来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是迅速推广文化进步的良策。他便热忱地去接办《时代画报》，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与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三兄弟以及叶浅予合股，他是大股东。

　　他和徐志摩成了莫逆之交。凡是志摩所好，他一定跟进，与志摩切磋诗艺；与志摩等共建笔会；为帮助志摩，他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去投资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他又义无反顾地结束了《金屋月刊》，去协助志摩创办的《诗刊》。1931年1月《诗刊》第一期出版。《诗刊》的出版也标志着新诗坛的建立。可叹的是，方出三期，志摩空难，云霄夺命。洵美诗的创作欲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接着是“一·二八”，闸北的炮火震惊了迷醉于纯艺术的洵美。迎来第三个孩子(我)的出生的同时，他卷起袖子独立办起《时事日报》，向上海的老百姓传达战事动态，揭露日本的野心。也就在那个新春，他在复刊的《时代画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时事评论《容忍的罪恶》。

　　为了提高《时代画报》的印刷质量，他用仅剩的资产(嗣母所有的半条弄堂失过火后留下的那片地皮)，去买进当时德国最先进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开办了时代印刷厂。

　　办画报与办讨论一般问题的刊物是因他甘做“文化的护法”，是他出版计划的第一步。所以，继《时代画报》之后，他出版了《时代漫画》、《时代电影》，以吸引人们读书的兴趣；办《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是；办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是提高人们的趣味，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幽默的笔触说出作者与编者想说的话。

　　1934年他主编了《十日谈》的“新年特辑”，组织作家们从文学的各个领域总结民国以来22年的成绩。朱维基写了《二十二年的诗》。“中国的新诗似乎已经离开了从旧羁绊摆脱后的狂放时期，渐入于一个沉静的，深思的时期。……自《新月》月刊到《诗刊》有不少新的诗人出现，里面最可注意的是孙大雨、卞之琳等。在这两者之间有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它的奇异的美在新诗里是一个突惊。……”文中提到1933年创刊的“《诗篇》月刊，这是朱维基和邵洵美办的一个刊物。他们想兴起对于纯粹诗的趣味。……”提倡纯粹诗，是邵洵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那时已到了实施自己出版计划第二步的时机，也就是可以引导读者去欣赏较深沉的文学，较精美的艺术，这是他完美的理想。在出版《诗篇》月刊之后，趁“杂志年”的东风，他不惜精力财力，办了份大开本的、印刷精良、艺术水准较高的图文综合的《万象》，又出版了一份纯艺术的《文学时代》；同时为促进中西交流，以他自己的想法，让外国人认识真正的中国，他和刚来上海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合作，别出心裁地出了份双语的《声色画报》。然而，它们和《诗篇》一样，只出几期便相继夭折，“只留下心血几点”。不过，他在办书店和写作中得到的乐趣无穷。他说，正是他故意逃避自己的环境，他才得到快乐。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去过公子哥儿的逍遥生活，自愿把自己的精力财力用于心向往之的写作和出版事业。

　　这时他已办了11份刊物。“时代”最兴旺的时期，同时有7份刊物，每隔5天就有两份与读者见面。在当时的时局要群众来买他们的杂志，读他们的文章，他和时代同仁用足了心计，出尽了点子。除了提高质量、辟专栏、出专号之外，还不惜工本加大容量、改进印刷装帧以吸引读者。他们并采取了多种促销手段，如买一赠一：给《时代漫画》订户赠送《时代儿童漫画》；给《论语》订户赠送《论语小册子》及《论语日记本》；给《十日谈》全年订户赠送其“学校生活特辑”半价券；《人言周刊》创刊时，“特价征求订户一万户”，并举办《人言》试阅活动(只要来信附上邮票，便可免费得到一本创刊号)。

　　洵美以种种办法来扩大读者群，虽不能如他心仪的英国出版大王北岩爵士那般，拥有几百万读者，但在当时中国的出版界也可谓佼佼者了。五年内他的读者达十万。可是，由于不善经营，他的时代图书公司连年亏损。张光宇、张正宇脱离时代去办《独立漫画》了，他仍在坚守。只有《论语》稍有赢利，《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时代电影》都是亏本的。他没充分估计到，国难当头的老百姓衣食不保，哪有心思来欣赏这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他自己那时也同样在焦心，在《人言》、《时代画报》接连发表政论文40余篇，提醒人们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呼吁抗日救国。

　　他办那么多的刊物，并非兴之所至。当年在法国，“天狗会”的朋友们常聚在一起，虽然行当不一，有学医的，有研究政治的，有弄文学的，有画画的，可是大家趣味相同，谈话的题材脱离不了文学和艺术。那是法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天狗们”也想效仿，回国来推动文化进步。可是，有些人回国后，环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志向失节，给名利战胜，而去从政，和真实的自己告别。洵美却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以推动祖国的文化进步为己任。他的书店出书可谓古今中西兼容：有《袁中郎文集》，南宋郑忠愍公的《和议不屈疏》；也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有弥尔登的《失乐园》，有《安得生漫画集》；也有《人体集美》、《影星集美》。他为名作家出版《自传丛书》；他出版成套的《论语丛书》、《新诗库》；大开本的书，如：曹涵美画第一奇书《金瓶梅全图》；也有很小的书，“献给爱诗爱画的朋友们”的《琵亚词侣诗画集》和他译了回赠乔治·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等。刊物里，他亲自执笔的专栏有：《时代画报》的“时代讲话”，《人言周刊》的“艺文闲话”，《论语》半月刊的“你的话”。在《论语》的“编辑随笔”里，他用幽默的笔触尽情地陈述己见，尽情地表达爱憎，尽情地施展他的“春秋笔法”。

　　1936年底，他和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国人一样，关注“西安事变”。他为国共合作抗日欣喜，然而也为张学良的“天真”忧虑。在他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回忆录〉读后感》里，透露出担心张学良兵谏的后果。他在《论语》的“编辑随笔”里把张学良与东三省比喻为“痛苦的情侣”，还带着讥讽写道：“……‘亲兄弟，明算账’，不也是先人的遗训吗？只要看前几天报纸上有大喊‘清算张学良’，而绥远那笔交易则大有情愿吃倒账的形势，便可以明白。”

　　这时传来“七君子”被捕的消息，洵美在“编辑随笔”里杜撰了两句新诗“我们连悲哀都让人家掠夺完尽，所剩的只是不值钱的快乐几分。”就像以前《论语》封面上译了萧伯纳的名言“我笑是为了免得哭”。接着是胡适的《独立评论》被禁，他按捺不住说：“要知道写文章人的笔是活的，尤其是受过‘春秋笔法’的中国文人的笔。你不准我说天，我会在‘地’字上用功夫；你不准我多说，我会在‘少话’上想办法；你不准我说□□，我会在××上达到目的。结果是掩蔽了一些真相，却产生了不少谣言。作者读者之间既不得‘言传’，便群相意会。于是不通的文章变为杰作；写错的新闻目为事实。幽默事件便充溢宇宙；幽默文章便风行天下。”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