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三姐妹小时候

后来的三姐妹

    朱天心 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

    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香港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

　　不仅如此，她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先生唐诺亦是博学多才的作家、评论家。这样的文学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见，难怪连见多识广的阿城也要赞叹。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政治，笔调也变得老辣苍凉。《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的转型之作。阿城说，读罢有一种忧郁。如同年轻时打铁，铁在炭中由深红到白中发青，青即是热烈到极端时反现忧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继续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一路穿行在台北都市空间，阅人述事，如同福柯定义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所设的文学奖，但基本没有改变过她的生活。虽然处女作即在台湾行销几十万册，但她说：“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头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压到最低，才有自由。”

　　阿城的铁杆粉丝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朱天心：对于“为什么要写作”每个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支持我写作的动力跟鲁迅的若干场景很像。他说一群人在铁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没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让他们睡着死去，没有知觉，也不受痛苦，还是让他们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这是一个选择，而“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决定。去评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责任，先喊出来才是我的原则。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虑和在意的。鲁迅也说：“不管他的声音是可憎的，或是讨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经无暇顾及了。”倒过来说，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谈《巫言》时说写东西不想结尾，如果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死了。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结果的作者。以游泳来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对岸的风景，总是要憋着一口气游到对岸。所以我写的都是中、短篇，写长篇就好像有随时溺毙的可能。有时候，一个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间可供人暂时停歇的石头，停歇之后我才能继续游。以我的急性子，写两三万字就足够了，一万字是不用借助石头正好能一口气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陆作家中你最欣赏阿城吧？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朱天心：第一次读阿城是在1986年。当时我刚生完小孩，一边坐月子一边读，那是很古怪的经验。三更半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现代化集奶室，一边集奶一边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我从此不用再写作，就好好当妈妈吧。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第一次见阿城是有一年他来台湾开会，侯孝贤导演就在我家不远处帮他找了住的地方。当时，我把我所有的书都备好，还写了封短信，内容其实是偷抄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说：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觉得山好像会发光一样。后来有一年阿城来台湾，刚好农历春节，那几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诺一起打地铺。身为阿城的铁杆粉丝，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人物周刊：最近，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你们看了吗？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过的，我觉得天文比我伤心。张爱玲是50多岁写这本书的。天文觉得，到了50多岁，摆脱了当时心境，应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爱情。如果心存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张爱玲把前半辈子在读者心里头建的“七宝玲珑塔”瞬间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像人肉炸弹，不仅把胡兰成炸得稀烂，自己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天文太伤心，我就努力寻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觉得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认知还是很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是怀疑的、拆解的、颠覆的。即便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并没有因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战士壮烈成仁。天文听了我的话觉得蛮宽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