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立鹏

　　费立鹏 他让全世界关注自杀问题

    95%的精神疾病患者不会去看医生，而精神问题占疾病总负担的1/5

　　特约撰稿 李珊珊 发自北京

　　回 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位于这所精神医学专科医院的最深处。推开一扇铁门进去，继续往里走，路中央显眼处是个用废旧被褥搭成的一米见方的立方体，开口一端对着来路的走廊，背阴处是个猫食盆，里面放了清水和猫粮——据说，这是为流浪猫准备的小窝，供它们在这里饮食、休息，然后继续流浪。

　　“费立鹏”这个中文名字，对应的是加拿大人Michael Phillips，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流行病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精神卫生司顾问，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

　　他的中文，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言，“说得非常好”。他把中国的事情叫“国内”，而且，说到“国内”的时候，态度非常自然。同样，他也可以把“爱人”或是“国内领导”这类词儿用得非常巧妙。

　　一副看上去很沉、很大的金属边框眼镜把眼框遮住的时候，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外国人。不戴眼镜的时候，灯光从侧面来，眉骨投下深深的影子，藏在影子里的眼睛见证了他这些年的研究——中国人的自杀、抑郁问题。

　　他是最早关注中国自杀问题的外国学者。2002年，他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证实了研究者们曾经的猜测：中国自杀率很高。不仅如此，他的数据也部分地提示了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数度来华

　　费立鹏上大学时，没有钱，就去医院急诊室里打工。在一个综合医院做护理的助理，经常被分给的任务是陪伴那些自杀未遂、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等他们醒过来，跟他们说话。“那时候我十八九岁吧，从那时候开始，就对心理学、自杀方面的研究开始感兴趣。”于是，去了医院学医。

　　医学院毕业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做急诊室大夫或是精神科医生，他选择了后者，“我对后者更偏爱，而且自认为有这方面的技巧。”

　　什么叫精神科方面的技巧？“与人交谈呀。我在急诊室工作时，经常被分配去等着一个自杀者醒来，‘你跟他谈吧。外部创伤处理之类的事情有其他人去做。’”他的回答让我忽然想起了爱德华•肖特在《精神病学史》一书结尾时的描述：“这看起来是真的，即通过把一个人的故事讲给一位受尊敬的人听而实现的这种情绪宣泄会被增强——当那位人物不只是一位朋友或知己，而是一位医师时。”

　　1974年，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费立鹏去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附属医院作住院大夫。在新西兰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

　　对中国，他起初并无兴趣，只是被室友拉着申请去中国。机会来了，那个室友却不能成行，他与奥克兰大学的一批学生一起来到了中国。那是1976年4月，为时3周。对这次中国之行，他的描述是：“‘四人帮’还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比较感兴趣，觉得可以做些事情。

　　令费立鹏感兴趣的是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 “因为毛泽东那时候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知识的普及、赤脚医生，以及利用强大的行政命令把一部分人力放在农村等等，国内的公共卫生状况比其他的同经济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明显要好。”费立鹏说，他很希望学到这些经验，然后去帮助非洲，或是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回新西兰后，很快，他又找了个机会作为留学生被派往中国。1976年下半年，他又来到了中国，“那是在毛泽东去世后10天”。

　　第二次来中国，第一年在北京的语言学校学汉语，第二年，原本想进一所公共卫生学校，但当时的“国内领导”不准，“认为我是第二世界国家来的，我们的公共卫生学校只培训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人。”只好很失望地去了南京大学，还是学汉语。

　　两年后，费立鹏又回到了新西兰。之后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做了精神科住院大夫。他还利用这段时间拿到了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两个硕士学位。这些专业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85年，费立鹏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湖北医科大学，他在美国认识的妻子也来了，他妻子有精神科护理的硕士学位。他们一起在湖北沙市精神病院工作了7年。

　　“（国内的）有些地方，当时的精神科大夫是找不到对象的。”很明显，这不是开玩笑，他是一脸严肃而且面带忧伤地说这些话，“而国外的精神科，尽管地位还是不如外科内科，但还是认他是大夫——这种差别不像国内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