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美龄：卫斯理和威斯理安

　　一般地说，在一些书中，出现的“卫斯理”大半都是指WellesleyCollege(即卫斯理学院)，之所以会产生卫斯理和威斯理安纠缠不清的迷雾，多半是因为宋美龄。正是因为宋美龄在卫斯理和威斯理安这两所学校都学习过，所以就有人理所当然地把她的求学经历笼统地归于在卫斯理学习，并将与卫斯理毫无瓜葛的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划到卫斯理学院的门下。

　　小小年纪就跟着姐姐出洋留学的宋美龄，在美国呆了足足有10年、接受了全盘的美国教育后，人们常常会记起她初回国时的那句话，“只有我的脸才像个东方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使她重新融入了中国社会，但身上仍打着很深的美国烙印，这也是南北两所精英女校共同教育的成果，一所是她和姐姐们共同生活过的威斯理安，另一所则是让她获益终生的卫斯理。

　　宋美龄对威斯理安的感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她度过了快乐的少女时代，她把这里更多地视为温馨的家庭。她和安斯渥夫校长的女儿艾罗斯以及另一个小女孩克拉瑞贝尔是这里的“特别生”，学校派出两名教师为她们专门上课，学习是很轻松的。她们更多的是自己在校园里找乐子。她们模仿大女孩的联谊会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三个小家伙”，还创办了一份每天只印5份的小报。同时，宋美龄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女孩，经常破坏学校的规矩，用各种花招逃避惩罚。老师们在悉心教育她时也包容丁她的淘气，尤其是校长夫人，给了她母亲般的关怀。她在这里掌握了一切在上大学前应该具备的知识；更因为年龄较小，所以更快地适应了这里和学会了语言。到了1912年，她正式地成为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的学生。

　　宋美龄原本可以像两个姐姐一样，成为这所女校的第三个中国毕业生，但是当宋庆龄1913年毕业回国后，家里人决定让她到马萨诸塞州求学，以便由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哥哥宋子文就近照顾她，她转入了后来美国最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作为“七姐妹”院校之一，卫斯理就坐落在“常春藤”哈佛的旁边。

　　正是在这里，宋美龄显示出了她非凡的才华。她在卫斯理主修英国文学和哲学，同时对各种知识有着相当广泛的兴趣，她选修了天文学、历史、植物学、教育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演讲，还粗通一点法语和音乐，会演奏钢琴和小提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各种体育和社团活动，喜欢游泳和打网球，三年级时她还加入了卫斯理历史相当悠久的T．Z．E社团，在那里与高年级学生一起研究音乐和艺术。

　　起初她却并不喜欢这里，仍然怀念威斯理安一块长大的朋友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她走进校长办公室，宣称自己在这里不会呆久。当时，这里的女孩子们也对这个“异教的中国人”抱有成见，特别是看到她的宿舍中挂着的一把中国长剑都被吓坏了，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但是不久人们就开始喜欢这个热情、真诚的女孩子。她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不仅成绩优秀，还乐于助人。她们觉得宋美龄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她；同时也感到在她西方化思维的背后，是对东方文化深深的依恋，因为她时常流露出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自豪，还多次向师友们谈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个在美国女学生装上还要点缀一块丝绸的中国少女，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1917年她以杜兰荣誉学位毕业，这是卫斯理对优秀学生的最高奖励。而宋美龄的异国求学生涯也告一段落。至此，三姐妹的整个留美经历已水落石出。

　　留学生涯使三姐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使她们摆脱了深锁闺阁的传统命运，成为新时代妇女的表率，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三姐妹都对母校的培养感念至深，并先后向学校进行了几次捐赠。

　　特别是宋美龄，她日后曾两度回到威斯理安和卫斯理进行访问，一次是在抗战时期的1943年，另一次则是在1965年。这两次她都是身负政治任务赴美求援。在对威斯理安师生的演讲中，她曾这样说道：“对这个曾经在童年欢乐的时光留下美好回忆的故乡，我充满无限的怀思，我彷佛回到了久别的家园，见到了久违的家人。”她认为威斯理安最重要的是对她人格成长的影响，她接受到的熏陶是“宁静的高尚气质，是体谅他人，是正直为人，是知识上的钻研，是交换人生所必要的观念和理想”。在她短暂的停留中，她接见了威斯理安的每一位学生，并前往她私人老师的坟上献鲜花悼念。

　　她在卫斯理的访问更是被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等主流媒体大肆宣传，认为这位“龙女士”的成功离不开这里的教育，把她视为“美国的女儿”。卫斯理学院至今仍保存着“美龄基金会”，以此来纪念这位优秀学生的杰出贡献，并以这位东方女性的成就作为学校永远的骄傲。

　　（责任编辑：刘倩）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