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民企激浊扬清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营企业是我国改革的试错者，也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实习生戎青李媛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作为国家“利用、限制、改造”这一政策的直接适用对象，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迹。到改革开放年代，非公有制经济“春风吹又生”，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逐步成长起来；用权威部门的评价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成长为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门，形成了‘国进民也进’、‘国富民也富’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

　　中国的民营企业，用了近60年的时间诠释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确性。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回顾60年，一个确定的主题是，无论过程如何，民营经济改变了中国。民营企业既是这样一段历史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发动八亿人口影响全世界

　　您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吗？您若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您就对全人类有如下贡献：

　　——靠个人的睿智、机会、勇气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您为世界缔造和贡献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舞台。

　　——您个人的事业在中国为百姓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造就了中国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您给了这些您成就的经理人团队中每一个人为自己、为社会有效劳动、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贡献价值的机会。

　　——我们有幸与您同行并经历民营企业发展的种种艰辛！我们有幸与您共同战斗并见证您的企业不断创造和发展着中国的民族经济！

　　——您痛苦拥有并快乐贡献着财富！您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缓解了全中国的就业压力，直接促进了社会稳定！您为百姓造福，提供数万乃至数十万、百万、千万个就业岗位，让百姓有饭吃、有事做。从此家安国安！您为国家分忧，靠自身奋斗缴纳巨额国税，彰显国家栋梁本色！

　　在这样一篇名为《民营企业家对全人类的贡献》的博文里，作者用简单的几行字勾勒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贡献。

　　“而在当初，民营企业诞生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有一帮人希望能够更好地生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教部的刘建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投机倒把’了，那时候这是要坐牢的。坐牢也得干，要不然没法生存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看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年代首批民营企业的缔造者。

　　在当时，整个国家面临的发展压力之巨前所未有。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施起来却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要钱没钱”，当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则是“要命有的是”，760万已经回城的和近900万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就业压力让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百姓都寝食难安。在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怎样发展经济，发展怎样的经济，才能解决如此紧迫而又沉重的多种难题？

　　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业者。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上海的一些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同样在北京，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

　　如果从那时算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过30年的光景。而这半个甲子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历史业已证明，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敢于突破旧体制、敢于实验和建立新体制的践行者，是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实干家。

　　鲁冠球、陈春先、尹明善、刘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业家。他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开始创办企业至今仍孜孜不倦，亲掌帅印；有些人虽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别人生，但却夯实了企业的基础，带出了一支团队，打造了一个品牌。同时，也不必讳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即使是这些人的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这些改革先行者的挫折和失败，为后人的受伤提供了‘创可贴’，为后人的成功做了‘垫脚石’。他们的精彩过程已经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台阶。”浙江，十分天下民营经济占其九，作为省工商局局长的郑宇民对民营企业的贡献有着深刻的感受。

　　在他看来，作为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民营企业为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思路。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唤起了这块沉睡的土地，激发了中国社会无尽的创造活力。“民营企业的实践最伟大，事件最精彩，震荡最激烈，变化最巨大，几乎涵盖了农村向城市化、农业向工业化、计划向市场化、本土向国际化演进的全部过程。这一实践发动了8亿人口，覆盖了整个中国，影响了全世界。”

　　在千帆竞发中正名

　　回首历史，人们当会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并不平坦。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新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时代。但是，多年来对其“资本主义”属性的质疑，依然让不少人对其“另眼相看”。

　　许多人都记得“傻子”年广久，但人们或许忘了“年傻子”曾引发的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辩论。上世纪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广久瓜子工厂开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已过百人。于是，有人引用经典理论中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普通个体经济而是剥削的说法，质疑个体私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

　　就在上述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随着温州、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活跃，又有人提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各地“严打”投机倒把、走私、偷逃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1982年，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8个个体工商户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离家乡……

　　一切仍没有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矛头所指之处，既涉及“外资问题”、“特区问题”，更多的则是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许多明明是民营企业，却偏要戴着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争着抢戴“红帽子”的行为，是当时我国不少民营企业曾经使用过的“护身符”。

　　“那个时候，民营企业虽然有了经济地位，政治翻身却费周折。孙悟空头上有个紧箍咒，经常有原罪、剥削、为富不仁这样的阴影笼罩着的民营企业家，连评劳动模范也没有资格。”郑宇民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倾向究竟想要否定什么。借考察南方之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着重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由此云破天开，民营经济焕发出更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借这股东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概念写进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

　　对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该怎么认识，如何评价？又该如何对待他们？党也给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中共十六大，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鼓励努力创造财富，提出包括资本在内的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分配制度概念，并最终将保护私人财产等相关内容写进新《宪法》。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2217名党的代表中，陈锋、潘刚、梁稳根、王健林等18位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3月3日，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2200余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有160多位委员来自非公有制企业。从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到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正在不断塑造一种全新的形象。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得到了世界学者的认可。中国凭什么能发展到今天，境外学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陈乃醒言道。

　　“可以说，可能连改革的设计者都没有想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身上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和生机。”刘建感叹。

　　理性阐述罪与罚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在一次大型的民营企业家聚会上向台下听众说，我保证没有行贿过，各位如果也没有行贿过的话请举手。结果全场迟疑地举起了三只手。这时候主持人马上插话说，刚才他说保证没有行贿过，不相信这句话的请举手。结果，在场的都举起了手。

　　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时，一批批私营企业声名鹊起并雄心勃勃地介入国有企业改制，一批批民营企业老板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批的民营企业老板被改革的浪潮“拍死在沙滩上”。他们当中——

　　霸气：如禹作敏。人家说：你是土皇帝。他说：不，去掉土字，是皇帝。他贴出告示不参加党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他要进村的公务人员一律亮证检查。

　　疯狂：如郑乐芳。她是中国特色的虚拟金融的始作俑者，是金融体外衍生品的创始人。她认为无本之木可以结果，无源之水可以喷涌，市场经济既然可以无奇不有，当然可以无所不为，最后她被枪毙了。

　　无良：如田文华。从晋江假药案到阜阳大头娃娃、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无良的企业害人又害己。来自摩根大通的数字显示，乳业因三聚氰胺遭受的损失惨重，国内乳业大企业下架产品价值已达64亿元。

　　贿商：如周正毅。上海首富周正毅、公路大王刘根山，都是官商勾结的典型。

　　法盲：如妄称“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的牟其中。

　　自戗：如余杭琴鸟木业的老板金建春从2001年初入澳门，三年间往返澳门60多次，其输掉3200万元。

　　一时间，社会的目光开始盯住那些“问题富豪”，不少人开始追问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为富不仁”，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名词。

　　“有人说，是民营企业主把政治这潭水给搅浑了。他们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绑架行政权力、勾兑政府资源。其实，企业家的苦衷有谁知，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火中取栗？如果没有权力寻租怎么会有企业行贿，如果没有企业行贿怎么会有权力寻租呢？到底孰先孰后，谁是谁非呢？”郑宇民并没有给出答案。

　　“当民营企业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去获得他们本应获得的权利和资源时，基于强烈的趋利性，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来获得想得到的东西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刘建这样认为。

　　当然，作为民营企业自身，也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已经企业做大了，钱赚多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幸福指数的上升，而是压力越来越大。自由空间越来越少，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财富却换不来内心的自在与安宁。”郑宇民提到了美国商业作家康尼尔在《富人的物种起源》中写的一段话：来得太快的超乎想象的财富是任何人都难以适应的。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自然，是不是越来越脱离人的本性？我们是不是只强化了市场机器，而忽略了原先的自我？

　　基于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研究与理解，郑宇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在非规范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民企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等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民企的草莽性和灰色性。许许多多试图颠覆市场秩序的闯关民企，最终成了历史沉淀的活化石。

　　“为这不胜枚举的‘沉舟’埋单的不仅仅是当事人，它们同时也湮没了时代和社会的巨资。”郑宇民告诫，“今天我们是站在前一个30年和后一个30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民营企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们不能忘记民企发展中那些标本和活化石提供的教训。”

　　共同破解困惑与挑战

　　曾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过去的150年里，尤其是1949年前，能够活过15年的非常少。所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能活过15年的民营企业就算创造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

　　原因在哪儿？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分析：首先，当然有生存环境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就是被不合理的机制刁难搞垮的。其次，也应该承认，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是存在的，甚至还是很主要的原因。这和我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有关。在企业开办时，对市场缺乏了解，对竞争者没有充分估计，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不清楚，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最后，也有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遭遇不幸的，等等。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曾经或正在遭遇的困境，决不仅仅是其自身的问题。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曾说过，民营企业的生死是有周期律的，就是说多少年以后，最终还是死。死于战乱，死于体制，死于个人。所以他认为，民营企业现在思考的问题是怎么跳出周期律，怎么样积累正面的东西。今天属于上升期的企业，也需要看到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显然，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说给民营企业听的。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社会和企业本身都应当作出更多的思考和改变。

　　“三十而立难，四十不惑更难。民营企业有太多的困惑与挑战。”郑宇民坦言，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完善自己。

　　2008年下半年，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中，被誉为“经济活力源泉”的民营经济受伤深重。订单减少、资金链断裂、全行业萎缩，不少民企悲壮倒下。

　　面对困境，郑宇民提出了民营企业未来发展四个方向。

　　首先，要运用全球视野，开启国际空间新境界。要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同时，充分利用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时机，主动占据西方“让出”的市场。

　　其次，要有未来战略，开启产业前途新境界。要从传统产业出发进行新型工业化改造升级；特别是要从第二产业出发，进行产业复合的补课。“转型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沉重的。但是痛苦可以分娩思想，分娩我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这些痛苦是值得的。我们宁可要这样的‘痛苦’，也不要灯红酒绿的‘痛快’。”郑宇民说。

　　再有，深刻挖掘内涵，开启企业生命的新境界。“猫有九条命，企业有四条命，那就是设计、制造、品牌、营销。”他表示，过去我们只知其一，认为制造是企业的全部生命。后来才明白，企业生命的活力在哪里，就在产品的附加值。就是专利价值附加，功能价值附加，观念价值附加。我们很长时间只关注制造功能，只关注功能价值，而忽略观念价值和专利价值，从而扼杀了企业更重要的生命现象。

　　同时，体现人文情怀，开启主体动力的新境界。郑宇民表示，企业主体必须要有持续的动力。而市场经济离人性越来越远，离自然越来越远，离本性越来越远。企业家的迷失，其实质就是人性的迷失，其表现是被社会离弃，其后果是对未来放弃。因此，必须要在市场经济规则以外找到持续的动力源。这个动力源就是人文精神，回馈社会，回归自然，回返人性，才能找到真正的动力源。

　　“这些年不少争议、分歧都同深化所有制改革有关。而自下而上形成的共识是：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绝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一位受访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强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