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里来了“陪审员” 罚钱要听听他们意见

　　嘉兴的做法会不会太超前

　　时报记者 张晶

　　对于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额度，法律条款上只给出最低至最高的限额。而具体的罚款额度，往往由执法机关根据违法行为的轻重进行定夺。

　　执法中的这种自由量裁权，引发过不少争议——执法部门给出的处罚额度，是不是一定就公正？什么都由执法部门说了算，自由裁量权是不是过大？

　　今年，嘉兴市南湖区环保局大胆地搞起了试点，他们在处罚这个环节引入公众“评审员”，对他们处理的违法案件给出参考性的意见，包括案件适用的法律条款与处罚额度。

　　半个小时讨论了2个案件

　　金玉英，平常的身份是南湖区凤桥镇庄史村村委会主任。通过组织推荐，去年年底，临时充当了南湖区环保局的“评审员”。

　　至今，南湖区环保局请“评审员”参与的环境违法调查3个案件中，她参与了其中2个。

　　“接到环保局的电话，然后按约定时间到会议室。跟我一起参与评审的还有4个人。大家互相自我介绍后，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2个案件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们，按相关法律规定，他们准备对企业各处罚2万元。”金玉英说，环保局工作人员留下材料，人就退出会议室，留下5人在会议室进行自由讨论。

　　“两个案件都是非法排污，一个是工厂，还有一个是养猪场。对于工厂，我们5个人的意见很统一，觉得环保局的处罚是公正的。但是，在养猪场的处罚上，大家有了分歧。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认为，当时猪肉行情不好，而且是人家是初犯，可以减轻处罚。另1人却认为，违法事实存在就该处罚。”金玉英说，两个案件总共讨论了半小时，最终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大家在讨论决定书上签了字。“企业罚2万，养猪场罚1.5万元。”

　　这个结果，南湖区环保局经过讨论后采纳了，作为最终的处罚额度。被处罚的企业，对于这个处罚也表示接受。

　　行贿评审员：基本不可能

　　评审员可以让企业少罚钱，那么，违法企业如果事先“收买”了评审员，是不是就可以达到目的呢？

　　南湖区环保局生态法规科副科长沈蓓莉说，想行贿评审员，很难。

　　“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公开招募与组织推荐，挑选了24人成为聘期一年的评审员。他们之中有企业负责人、普通群众等，文化水平最低的只有小学。所以，还特意组织了相应的法规培训。每年，他们至少参与不少于一次的案件处罚评审。”不过，每次具体案件评审员的构成，都是随机抽选而成的。

　　为确保公平公正，评议案件所在地只能有1名评审员参加，并邀请2名环保行风监督员等组成。评审组成员在5人以上，而且人数为方便意见表决，必定成单数。

　　“如果我参与的案件中，有我们村的企业违法了，我会看情况向其他评审员表达我的看法。”金玉英说，企业负责人作了对不起村民的事情，而且还屡教不改，她甚至认为可加重处罚。反之，可能手下留情。“当然也有可能跟其他评审员求个情。”

　　如果差异过大可能也会不采纳

　　“并不是说，评审员商议的最终结果，我们一定会接受。”南湖区环保局生态法规科副科长沈蓓莉说。

　　评审员与西方国家法庭上的陪审团还是有实质区别的，因为，被处罚单位若对行政处罚不满提起复议或诉讼，出面应对的还是环保局。所以，环保局需要把握好处罚权。

　　评审员给出的团体意见，环保局会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但并不是一定会采纳。如果评审员给出的最终结果与他们初定的结果差异太大，他们还是会进行斟酌，并且与评审员再次沟通。

　　“这点，在给评审员进行培训时，我们也跟他们讲清楚的。”沈蓓莉说。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评审员告诉记者，只要环保部门能给出相应的说法，哪怕没有采纳他们团体的意见，他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反而会觉得很好。“至少，我参与后知道，要把好这个处罚度也不容易。况且，我的个人意见也是得到尊重的。”

　　专业性要求太强 立刻推广有难度

　　引入评审员的做法，确实给了公众参与、说话权。

　　但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余逊达说，这个做法听起来不错，而且表明了政府想增加执法透明度的决心。但是要用好却很难，不适宜大面积推广。

　　余逊达的理由很简单，评审员需要对参与的行业了解，并且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是一项对参与者专业要求很高的事情。“否则，还是容易在案件的处理中出现不公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