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日电（记者吴晶　崔静）因为村里一些“怪现象”得不到解决，一个名叫佟凤奎的中国农民曾在10年里上访了200多次。直到2004年，县上实行“阳光办案”，一下子解决了他提出的35个问题——都是富裕起来的农民操心的新问题，比如村里收粮不入账、土地被错误抽走、村官非法侵占财产等。

　　其实，最初，佟凤奎损失的钱并不多，很容易就能靠自己的努力赚回来，但他却为此成了“上访钉子户”，一定要讨回公平。观察家说，这反映出，中国的农民不仅仅关心自己的那一点儿收入，而且还关注大家的富裕成果不要被少数人侵吞。

　　佟凤奎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省份黑龙江西部的富裕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60年中，这个小县城因为特殊的名字和经历，多次登上中国的主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前期搞人民公社，贫富拉平；“文革”时期不谈“富裕”，只喊“战斗”；改革开放后组织农民搞副业生产，广受称赞；2004年提出“奶牛富民”，打造品牌……

　　村民们富裕了，但是，公平问题却变得突出。今年57岁的佟凤奎后来还被县里邀请担任信访调查“副组长”，这也是为了打击在富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采取的措施。

　　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陈东林说，富裕县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富裕观念的深刻变化。

　　在几千年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富裕”一直是中国人的朴素追求。中国的汉字“富”就是一个“家”字下面一个象形的“畐”，形容人吃饱肚子的样子；“裕”字则是左边“衣”右边“谷”，意指有穿有吃。

　　然而，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富裕才从少数人的权利变成所有人可能实现的梦想。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是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陈东林说，“新中国以前的几千年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认为，新中国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到1965年，鼓励个体农民“勤劳致富”，再组织他们“集体致富”；1966到1976年“文革”时期，反对“个人致富”；1978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了初步富裕的小康社会。

　　中国人的致富过程也给今年64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莱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949年在香港看到“中国难民潮”到1982年与中山大学的学生共赴迪斯科舞厅，再到2008年目睹北京奥运会，莱曼感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不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还是其城市惊人的转型，确实令人“敬畏”。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变富”不仅表现在高楼大厦的增多、奢侈品消费的兴起和“富人阶层”的出现，城市居民在教育、保健和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也日益增加，并且越来越国际化。

　　法国艾德拍卖行副总裁弗朗西斯·布里斯特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现在对艺术品市场产生兴趣。“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也将带来一种文化主导地位”。

　　与这类积极判断相对照：《今日美国报》指出，中国人对汽车的追捧不仅在重塑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环境方面的担忧；德国《世界报》则认为，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浓厚。

　　这些问题，对人均ＧＤＰ突破3000美元的中国提出挑战。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中国还面临着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不完善、教育资源不够平等的诸多问题。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花久志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与他们一起从北京挤火车回家，跟着他们到深圳玩具厂工作，了解他们遇到的艰难法律境地。

　　他说：“这些农民工更愿意叙述自身生活发生的小小改善。”虽然，作为农民工，他们的生活比起很多人来讲还是艰辛的。

　　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使花久志感到，“中国在出现社会福利国家的萌芽”。“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比以前更好，更有尊严。”

　　“改革开放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个正确的道路。”陈东林说，“"共同富裕"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贯彻的方针政策。”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主流是依靠集体致富光荣，个人发财致富可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先富”与“共同富裕”，使富裕成为体现和释放个人能力的标签；江泽民在世纪之交又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着力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富裕观。

　　近两年来，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正在关注有关“贫二代”和“富二代”的问题。这场核心指向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的讨论，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由中国共产党引入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少分析家认为，这个创新的提法至少表达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出台更多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相对还不够富裕的最广大农民阶层，实施减免税费、扩大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等重要政策；二是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几天前，中国立法者刚刚将“投机倒把”从现行法律中删除。有观察家认为，这一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的隐退，折射出中国人用各种手段投资而“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理念刷新。

　　“"共同富裕"是个前无古人的艰巨任务。”陈东林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只有解决了"共同富裕"的问题，才能说中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改革才能说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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