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女声”黄英的标本意义，不仅在于农家女孩的一夜成名，更重要的是，以“草根”为旗号的平民选秀，开始根植于广阔的民间

　　快乐女生黄英的草根样本

　　□本报记者 许夏颖 发自四川渠县

　　聚光灯下，圆舞台上，身着大花吊衫裙的她，斜仰起头，在千万人的目光中，用高亢的嗓音，再度唱响“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艺术团团长刘志勇匆匆向团里赶去。突然，手机铃声响起，他下意识地掏出查看，一片平静。侧头，路边一卖菜大叔正笑着讲电话。只因，人人都用《映山红》。

　　三个半月前，载着一名普通农家女娃的城际大巴，从川东大山的小县城驶向成都。路旁阳光洒满的银杏树，闪出油绿色的光彩，一如希望的嫩芽。

　　如果没有这场选秀比赛，20岁的黄英，和同县的女孩一样，人生轨迹难以有本质的区别。

　　农家有女初长成

　　围墙外，几辆中巴客车交错停放，一小块水泥空地，就权当客运站的停车场。靠近入口处，几辆长安车横着，司机在吆喝：“走么，回渠县。”

　　从石砌的门洞往里，穿过前后相通的小型院落，爬上数百级阶梯，一座贴着白色瓷砖的建筑立于眼前，顶上“万兴大酒店”的巨幅广告牌格外夺目。相对显得渺小的“售票厅”三个字，标识这里是一个车站。

　　虽然不过是县火车站，却地处襄渝线，多趟列车经过与此，北至北京、西安；南及广州、福州等。即便在平时，往来的客流量也不少。渠县周旁的人们，亦从这里，与外面的世界连接。

　　顺着墙上“候车厅与托运处”标牌，候车厅藏于其后。一溜商铺在路边排开，正值中午，人声鼎沸，居民楼混杂其中，显示出集镇的繁华。但这仅限于这条短短百米的小道以内。

　　候车室对面，从居民楼旁的狭窄小道往里，是一栋三层灰色楼房的正门。“去年刚刚翻新的。”黄英的爷爷说。

　　生于大山的黄英，就在此成长。

　　16岁之前，除了“嗓门大”，这个女孩和她的同伴并无二致。稍显特别的是，在计划生育准生两胎的农村，“两姐一弟”是普遍格局，上有两个哥哥的她，是这个家庭中的老幺。父亲黄庆华对此的解释是“喜欢丫头”。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人送她到镇子的小学读书。“要过铁路，走半个多小时啰。”身体硬朗、耳朵却有些不灵敏的黄英奶奶说。

　　按部就班地完成义务教育后，她和同学迎来了人生第一场重要的考试——中考。中考成绩的不理想，让她难以像少数成绩拔尖的同学，走上一条念高中、考大学的继续深造之路。

　　对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孩子而言，没考取高中，他们面前的道路大多是：读一到两年职校或技校，然后去东部或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这样的学校基本不需要成绩，而且毕业后还承诺安排工作。

　　每年六月份初中生毕业时，就会有一批职校、技校的工作人员开始“招生”之旅，他们奔走于中学和各个乡镇，寻找“落榜”生源，游说家长们将孩子送到他们各自的学校就读。

　　爱好唱歌的她，本希望能学一个与音乐有关的专业，但父亲遍寻附近学校，没有一所开设这种“不实用”的专业，于是，她到邻近的大竹县上一所中专就读。

　　一年多后，黄英就和同伴们一起，来到了大都市上海，在一家工厂务工。

　　要是没有过年回家与艺术团的偶遇，唱歌，也许只会是她的业余爱好，顶多，她也就是和朋友唱K时的“麦霸”而已。

　　艺术团演唱生涯

　　同样在渠县土生土长的刘志勇依然记得，黄英当初来应聘，自己“面试”的情景。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他，十几岁就开始唱川剧，后来转到歌舞团。回到渠县后，他创办了当时县城唯一的演出团队——彩虹艺术团。

　　刘志勇说，他的艺术团当时刚刚发展起来，整个团不过十几个人而已。“那会我正好在外面搞演出，接到她电话，问我还在招人么，我说要啊，我问你是哪方面的，她说唱歌，我问唱得怎么样，她说唱得还行，我说要得么，你过来试一下。”

　　“她就唱了一首《说爱你》，好像是萧亚轩的吧，唱流行歌曲听起来像民族的声音，还说以前在学校里自己编过舞，我就把她招进来了。”刘团长回忆道。十七岁的黄英，将“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

　　“学东西快”，是团长“刘哥”和同事对黄英的一致评价。从未参加过任何音乐兴趣班，没进行过专门声乐训练的黄英，从“替补”开始，一步步从“卡拉OK风格”向职业歌手转变。

　　据同在艺术团工作、黄英最要好的朋友陈芬介绍，他们每日的工作日程大致是这样的：如果当天有下乡的演出安排，他们一般会中午吃过午饭后到团长那集合，一起坐车过去。若是当天晚上有晚会，第二天中午还有点歌，还要一起赶回来。“时间是有点紧，但大家在一起还挺开心的。”同样喜好唱歌的她，去年年初加入的这里。

　　前往乡下演出的过程有时充满艰辛。据黄英回忆，有次为了给一位老奶奶祝寿，他们足足在夜里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剧团里，年纪相仿，爱好也相近的陈芬，和黄英自然而然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两人家都住在天星镇，只有一条铁路之隔。

　　有一天，黄英从电视上得知，2009年“快乐女声”，各大唱区海选赛的报名即将开始，四川的分赛点设在成都。曾有过大赛经验的她，向朋友透露出参赛的想法。

　　“四月多的时候就和我提过，当时我们都说可以去尝试一下，她在我心目中是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对这方面也很爱好。”陈芬告诉影响力周刊。

　　黄英把想法对疼爱她的父亲说了，父亲给予了女儿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

　　5月16日，成都赛区的现场报名启动。准备请假去成都的黄英，还遇到了一点小阻碍：当时正值“五·一”过后的演出旺季，各种活动让团里忙得不可开交。“不想准假给她，我说那个比赛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她说没事，我大不了去锻炼一下，让专家去评判一下，我歌唱到啥程度了。”刘志勇只给她准了几天的假。

　　就这样，仅仅是抱着“试试看”想法的黄英，独自登上渠县至成都的班车。

　　小县城的轰动与“疯狂”

　　渠县的居民不曾想到，这场由娱乐节目老手湖南卫视重新操刀的选秀活动，会和自己发生深刻关联。以往，他们也就是偶尔瞅瞅芒果台娱乐下，知道有个超女冠军是四川的。

　　除了年轻的一代，大多数渠县人对这种“新潮的娱乐”不甚关心。“一群年轻的女娃娃唱着不懂的歌曲有啥子看头嘛。”开杂货店的老徐说。更何况，比赛的直播时间都在十点后。

　　虽然地处大山之中，全县城也不过几条主要的街道，却并不觉与外界相隔绝：几家咖啡茶座大幅招牌、沿街的劲霸男装、米奇、惠普专卖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这里再恰当不过的比喻。

　　革命老区、曾是贫困县的渠县，靠省政府扶持得以建设起来，县里公路两旁的民房，外墙一律刷成淡黄色与蓝色，成为路边独具特色的风景。

　　时间退回到2007年，“唱响达州”比赛中，和其他蹦蹦跳跳的女孩一样，黄英模仿着流行歌手的可爱与活力。

　　获得大竹赛区季军后，正式登台演唱的黄英，在刘团长的建议下，开始学唱一些革命老歌和民歌，因为下乡演出时他们基本上面向的是中老年村民。“那时我给她主持，第一首，唱流行歌；第二首，必须唱老歌。后来下面观众就会喊，黄英，黄英，再来一首。”刘智勇笑着说。

　　来到成都的黄英，在一群耀眼的城市女孩中，显得十分“乡土”。“花六十块钱做了个头发，好丑啊”。一片“流行”的声音中，她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没料想赢得了评委惊叹的叫好声。

　　成都50强、全国300强、60强、20强……黄英一路高歌猛进，像一颗石子，悄然砸入小县城的潭水里。“快乐女声有个黄英，是我们渠县人”的消息开始传扬。

　　随着英版《映山红》的传唱，越来越多人加入到黄英的粉丝群——“映山红”中来。渠县民众的激动在十强赛后达到高潮。“黄英”的名字也在渠县被尽人皆知。

　　一路民歌、老歌走下来的她，拥有了年龄跨度最大的粉丝群，上至六旬老者，下至懵懂少年。年轻女孩演唱的老歌、山歌在当地传唱，《映山红》更是成为全县人的统一铃声和彩铃。

　　黄英在比赛中的突出表现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与她相关的最新消息开始出现在渠县新闻网的头条上。

　　10进7时，在宣传部门组织下，彩虹艺术团、山自行车队、摩托车队、自驾游队伍、歌迷们到街头游行为其加油，当地电视台也加入拉票的行列。

　　4进3前，宣传部副部长更是亲率助威团，飞抵长沙；当晚，近万名民众自发聚集到渠江边的万兴广场，为黄英鼓劲加油。

　　决胜之夜

　　9月5日下午4点多，县委大院新闻网络中心办公室。

　　宣传部网络管理科科长张安强，几乎一直没放下手机，短短的一个月，尤其是近十天以来，他已经连续接待了来自四川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数家媒体。

　　“我们晚上要在万兴广场搞一个观看现场直播的活动，麻烦你们那边联络一下。”挂了电话，他交代另一间办公室的同事，“五点多钟的样子，你们把音响、投影仪弄过去。”

　　相比其他“快女”，黄英得到的是整个县的支持。渠县民俗摄影协会的秘书长，同时兼任彩虹艺术团副团长的李长渠介绍说，第一次到长沙的拉票、加油鼓劲会，是天星镇以政府名义去的。刘志勇也带领艺术团人马，三赴长沙给黄英助威。

　　晚上七点，夜幕开始降临。万兴广场的东南侧，两幅投影屏幕已经支起，右侧还放着一台约为24寸的电视机。饭店和酒家店外的餐桌几乎已经客满，靠后的一圈烧烤摊也开始忙碌。

　　路旁食杂店里，店主已早早将电视机的频道切换至湖南卫视，静待19：35分的到来，这是全县人同步的“直播时间”。

　　时间一秒秒临近，随着黄英在电视屏幕中的出现，欢呼、鼓掌声响起。人群也开始愈加密集，穿着“燕京鲜啤”的服务员、啃着糖葫芦尚在父亲怀抱中的小男孩、拿着芬达的民警，都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里的黄英身上。

　　比赛刚进行到十几分钟，设备的某个故障，使图像突然从屏幕上消失。工作人员紧张地调试，信号却数次无法接收。空空如也的屏幕似乎预示了黄英不太顺利的开端，每分钟流逝也让焦急等待的人们觉得如此漫长。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正在此时，在场民众自发地唱起《映山红》，仿佛这是他们战胜困难的源泉。

　　几番调试后，一切终于恢复正常，比赛正一轮轮进行着。在三轮比拼后，季军的悬念揭晓，一直比分落后的黄英，最终获得了快乐女声的全国第三。在场的所有观众，还是将掌声送给了她。

　　“结果不很重要，不管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黄英，你都是最棒的。”刘志勇说。

　　发酵中的“黄英效应”

　　除了“稀饭县”聊作笑话的典故，曾是革命老区渠县几乎无从被提起，而“快女”黄英给渠县所带来的聚光效应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黄花之乡”等一系列县政府打造的标签。

　　“我们渠县几十年来，也是上百年以来，还没出这样一个名人。”李成渠表示。

　　“我们希望把彩虹艺术团，做成全国的一个精品艺术团。”黄英未来的“名人效应”让李长渠颇为期待。

　　刘志勇亦坦承，黄英的出名对艺术团发展有了很大的带动，也确实带来了各方面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演出比以往多了20%左右。“大家的工资是涨了，但演出费我们还是按以前的，节目要求多，我们就高。”

　　比赛结束后第二天，黄英的老家天星镇。

　　在车站围绕的几百平方米范围的“集镇”以外，是连绵的大山和广阔的乡村，农家的楼房散落其间。“田已经被征用完了。”老人告诉记者，因为兴修铁路，大队多数田地都被征用了，而铁路也迁来了为数不少在此经商的外来户。

　　失去土地的村民获得了铁路连接外界的通达，作为全国最大的劳务输出地，年轻人很少留在村中，他们或去浙江、福建；或到广州、深圳务工。

　　走出大山的年轻人，接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将他们和父辈区别开来。

　　2009年夏季的这场选秀，来自大山黄英的出现，让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投入其中。

　　正午时分，走在村中土路间，随处可以听到屋内传出的《映山红》或者其他黄英的歌曲。一幢正在翻修的楼房内，顶头小房间里的电视，正重播着昨晚的决赛。刚吃过中饭的村民，谈论的话题自然而然围绕着黄英。

　　李霄云、江映蓉、快乐女声、超级女声、李宇春……这些本属于年轻人追捧的名词，也成为他们随口吐出的词语。一场电视娱乐化时代的选秀，成就了一座县城平民的草根狂欢。

　　当然，他们还是有限度地接受着新鲜事物：“那些英文歌什么，听都听不懂在唱啥子哟，还是老歌好听。”

　　“黄英，渠县人民爱你！”李长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黄英将成为渠县最具影响力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