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9日电（孙瑞博）一年前的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媒体将其称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标志性事件。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来临前的9月初，奥巴马根据美国制造业利好数据表示，这是美国经济行进在复苏路上的一个“信号”。但是，“欧元之父”蒙代尔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都表示，还可能出现双底型衰退。

　　今年4月，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是正确的，并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进行了展望。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这篇答问，从中，读者也可以依稀看到面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推行改革的一些思路及后来实施的情况。

　　9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发表关于金融危机一周年的演讲。当日，奥巴马重申其金融改革计划原则，并呼吁国会尽快批准该计划。新华社记者谷欣容摄

　　美国经济重拾信心还需要时间

　　问：这次采访的立意是放眼长远跳过眼前，试着考虑所谓"大萧条"结束后美国人的生活将会怎样。因此我觉得从萧条的肇始点金融问起，也许会有些道理。人们想要了解你如何看待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问题的话，只需要读一读你的自传《无畏的希望》或是你发表的演说。自传和演说基本上勾画出了你的经验曲线。但是，《无畏的希望》中没有关于金融的章节。所以请你描述一下自己的金融经验曲线，也展望一下金融业的未来：它的规模需要缩减吗？它的规模会不可避免得被削减吗？

　　奥巴马：首先，我们应当搞清楚作为美国经济命脉的金融业，与作为具有相对优势的重要产业的金融业之间的区别，对不对？所以，单就发展经济而言，美国有足够的资金来投资大大小小的企业，这些资金能保证民众自由选择汽车或房产等长期消费。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我所担忧的是，信贷市场萎缩，致使资金融通无法保持长期的增长。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保证银行系统的健康，还需要找出办法来保持占信贷市场将近一半份额的非银行业的健康。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市场的复苏是否是因为联邦政府和财政部措施起了效果。

　　我对于证券化市场的最终复苏持乐观态度，只是，重拾信心和重获信赖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认为一些非常规的局面将会改变，在过去十年内公司盈利一直占据金融业整体业绩的大部分，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改变。变化将包括用调控效用限制一些已经普遍化的大规模负债和大规模商业冒险。

　　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由负债和冒险得来的财富本质上是虚幻的很重要。

　　问：我们会怀念这种财富吗？

　　奥巴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会有所怀念：25岁的年轻人拿了百万美元的奖金，他们愿意花100美元吃一顿牛排大餐，然后给服务员的小费能让大学教授眼红。所以，金融业的机能中具有一些涓滴效应，尤其是像曼哈顿这样的地方。

　　不过，我其实总担心华尔街在过去10到15年间取得的成就不能持久，这种不稳定的天性与互联网风暴时期如出一辙：即使被叫卖的网站从来就没有盈利的迹象，人们还是在硅谷挣到大笔的财富。

　　即便如此，硅谷还仍然是美国经济一个重大、关键的组成部分；华尔街也还将像19世纪70、80年代那样，是美国经济重要的一大组成部分。只是它不会再占到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更多的人才和资源将会流入经济的其他领域。我认为这样的经济才是健康的。我们不需要每一个有数学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都去从事衍生金融商品交易。我们需要他们中的一些人去当工程师，去从事电脑设计。

　　你会看到一些转变，但是我们不会为此丢掉因为市场的透明、公开、可靠而得来的巨大优势。要说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重建信心的话，那就是一个积极调控的政府。还有，你依然会发现全球范围内有很多资本想要在美国投资。

　　问：华尔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像硅谷那样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受益？

　　奥巴马：我认为通过恰当的管控，金融业的平民化是有益的。重要的是更多人能够以原本不可能的方式（参与成本大大降低）参与产权投资市场。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调控在市场的一些领域表现糟糕，尤其是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方面，这意味着市场带来的伤痛也被大众化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总体上，人们有较多方式参与潜在风险度低的股票和金融市场。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对危机的应对相类似，我们需要一个升级版的监管政府，当时颁布的规则让投资者对投资的信心有所增强。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顾问们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辩论，讨论是应该拆分公司（不只是银行）来保证有效调控，还是应该更好允许企业向巨大化、无规则化、强势化发展，然后建立强有力的监管。现在好像出现了和那次辩论类似的讨论。讨论是应该通过强有力的监管者调控这些"超级市场"，还是应该制定一些不同版本的现代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例如，有证据显示，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没有出现美国有的一些问题，因此并没有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这些国家施行"超级市场"模式，拥有强有力的经济调控。

　　问：比如加拿大？

　　奥巴马：加拿大是个好例子。他们已经成功度过了这段金融市场中非常艰难的时期。

　　所以，像A.I.G公司那样在自己头上嫁接一个风险对冲基金并不是个什么万全之策。即使具有最棒的调控者，如果在一家公司、机构、企业集团有如此多的功能和如此大的产品差异化，潜在的风险就可能会循着其中的裂缝形成。而人们却不了解自己的处境。我是说，普通投保人不知道风险正在形成。这样的话，可以推断当公司业务差异化不断扩大就会达到一个爆发点，人们不会再愿意让一家公司包揽所有的业务。

　　当我们再回头审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时，类似加拿大的经验告诉我们，优秀、有力的调控应当更少地关注机构的法律形式，而更多地关注其职能，这也许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困境迫使美国作出艰难抉择

　　问：你是否认为这场危机足够严重，严重到让美国愿意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在医疗，税务（税收无法满足政府支出），能源领域进行改革？传统意义上，这些选择都是在萧条期和战争中做出的，我不确定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是那么糟。

　　奥巴马：选择部分是由领导者决定的。这里我要讲一下，这正是我就职后努力要做的，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做出一些艰难而重大的决定了。

　　批评家们说，我做的太多了，我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国会不可能领会每一件事情。我不那么认为。我们的政治程序中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阻碍我们做出这些艰难的决定，10年或者20年后亦是如此。

　　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严峻，不过我们还没有长达三年半的高达20%，30%的职业率。所以绝望的程度和带给经济系统的震荡并没有那么巨大。这意味着针对金融系统改革或者医疗改革或者能源改革，会有更多的反对意见。这些领域在许多美国人眼里都还不坏，他们说，我们非常愿意尝试一些新变革。

　　我的部分工作就是弥补上面提到的情况和我们为将来采取的行动间存在的差异。

　　问：你会不会担忧经济循环会让变革变得更难？罗斯福是在股市崩溃四年后就任的总统，你是在莱曼兄弟破产后四个月入主的白宫。在某个时候，人们可能会开始说，嘿，为什么情况还没有好转？

　　奥巴马：这是我们考虑的事情。竞选开始前我就知道，这将会是段艰苦的旅程，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剧烈震荡，并且不会在短时间内复苏。

　　不管我是在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这些问题都足够大，关系足够重，我不可能视之为儿戏，某种程度上这也让我松了口气。对于这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人们说：“知道吗？如果我计算准确的话，就在我竞选连任前，市场就会复苏，就业率也会上升。”这是一些更为重大，更带有系统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只能抛开政治。

　　让我感到信心百倍的是，在艰难的选择面前，我们正在做出正确而深思熟虑的决定。我非常确信我们正在衡量所有方案，选取最佳选项。这不表明我们每一步都会正确，事情也可能脱离我们的预想。但是，我早上醒来和晚上睡去的时候，都感到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抉择是可靠的。

　　奥巴马身边的经济学家

　　问：我想要广泛地讨论一下政策问题。竞选期间我采访总统先生的时候，你明确指出，对于克林顿时代的经济辩论你有很多思考。你说过想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场罗伯特·鲁宾对罗伯特·赖克式的激烈辩论。很显然，你的经济政策团队中有一批民主党人。（罗伯特·鲁宾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是美国劳工部长）

　　奥巴马：但是缺少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笑）

　　问：不，问题不是关于他们。他们明确表示不会为政府工作，是吗？但是，在你的经济团队里，鲁宾的学生却占了大多数。我很感兴趣……

　　奥巴马：我的意思是，看，拉里·萨默斯和蒂姆·盖特纳都曾在鲁宾执掌的财政部工作过。

　　问：还有彼得·奥斯泽格。

　　奥巴马：奥斯泽格，确实是。克里斯蒂·罗默没有在财政部工作过。

　　贾拉德·伯恩斯坦也没有，而且他还一直是我的经济团队一员。奥斯坦·古尔斯比也没有。

　　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冷酷实用主义。考虑到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蒂姆和拉里对于危机的认识趋同或许确实是个好消息，因为我原以为我们需要一些能立即发挥作用的成员，并且将轻松地应对一些巨大而又严峻的经济问题。老实说，我的经济团队还不够大，因为美国的上一位民主党总统是克林顿，他执政八年，大部分时间内，鲍伯·鲁宾都是他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所以那些有过共同经历的人们，又重新走进一个受其影响的团体并不意外。

　　但是请留意，我非常尊敬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人。我一直在读他的书。我一直希望类似的人参与正在进行的经济政策讨论。保罗·沃尔克对我的想法影响很大，他精力充沛，在卡特和里根时代主持过美国经济，他仍然思维敏捷，能给我重要的建议，弥补一些不足。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可能告诉过你，可能是在竞选过后吧。当我第一次跟经济顾问们进行圆桌交谈时，赖克也是其中一员，他和鲁宾还有其他人围坐在圆桌边。我发现他们在克林顿时期存在的隔阂确实大为淡化了。

　　问：跟过去比他们分歧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除。

　　奥巴马：是没有完全消除。不过，现在拉里·萨穆斯非常乐于发言，经常是激情澎湃，像赖克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那样。拉里可能不喜欢我说……

　　问：拉里·萨穆斯是新的赖克？

　　奥巴马：说他变得容易被说服了。不过，我们对于经济政策试金石的判断完全一致：要让普通美国民众找到好工作，而且增加收入；不能只从总体看经济发展，还要做大蛋糕，我们要确保经济繁荣的效益波及不同区域，不同性别和种族；经济政策应当聚焦在做大蛋糕，同时也应该保证每个个体得到机会。

　　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对从金融市场的危机之中汲取经济调控重要性的教训表示异议。而对此表示不同看法的说法也不是由我每天参与的这些讨论产生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唯一注意到的话，我想，就是从鲍伯·鲁宾那儿留下来的，我在拉里和蒂姆身上都发现了，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力。

　　问：还有，在很多问题上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

　　奥巴马：对，对极了。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保持着一种谦卑的态度，担心我们的行动会有意无意造成恶果，一些旁观者可能会对此感到不耐烦。回忆一下盖特纳，他被诟病了几个月，但是，他发表我们需要走回正轨这一言论时很有把握。如果我们行动过于鲁莽，带来的破坏可能大于益处。我认为这都是有益的优点。

　　教育——通向中产的门票

　　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掀起了一个完成高中教育的浪潮。在当时的十到二十年里，高中毕业生从社会精英成为了普通人，高中文凭成了通往中产阶层的门票。我很好奇总统眼中今天通向中产的门票是什么。你想让每个人都争相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还是两年制大学或者职业学位？抑或是先进入大学，不管能否毕业，都足够进入中产阶层？

　　奥巴马：我曾在联合大会的演讲中提出一项目标，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至少接受一年的职业培训。我认为要求每个人都接受四年的大学教育还操之过急，但是他们需要充分的职业培训保证能胜任有技术专长要求的职业。现在很难想象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还能有养家糊口的工作，或者说至少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可以改进高中教育，也能改进社区大学，为学生们提供21世纪参与复杂工作的扎实技术功底。我看这不仅对个人有益，还将对整个经济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事实证明人们在高中也能得到应对竞争需要的技能。你知道，我喜欢举我祖母的例子解释许多事情，我觉得很有效。她没有上过大学，只是拿到高中文凭。虽然她在一条炸弹生产线上工作，但没有像祖父一样享受到《退役士兵法案》的资助。她换了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当上了一家银行的副总裁，高中教育足以让她进行交流和信息分析，平心而论，胜过美国现在许多大学生。她能写……

　　问：你是指今天的大学生？

　　奥巴马：今天的。她写的信件强过我许多，不能说"许多"，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我早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所以现在，高中和社区大学部分的作用就是授予证书，对不对？雇主们通过证书很快就找出哪些应聘者具有技能而哪些没有。我们眼前的问题是，高中毕业、两年制学院毕业或是四年制大学毕业各自说明什么，已经不像多年前那样明了了。

　　这种情况意味着，在教育改革的日程里，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受教育率，还要让高中和大学的这段教育经历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实际效用。

　　问：我在西弗吉尼亚州采访时跟一些大学生有过交谈，有些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毕业，不过他们还是告诉我不知道大学教育是否值得。他们将要在经济衰退中毕业，担心工作是被派到中国。你也一直听到这些情况，你怎么说呢？有很多有远虑的人士也具有相同的忧虑，你又会怎么对他们说呢？

　　奥巴马：先看一下数据吧。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至少是大学毕业生的三倍。在经济危机中，白领工作确实受到了影响。甚至在危机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白领职位的外包。其实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如果你努力工作，找到一份薪酬优厚、稳定的中产阶级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否则的话，除非你是勒布朗·詹姆斯。

　　研究生教育现在并没有给学生提供量化的技能，让受教育者能体现出某种差异，这意味着学生们需要度过一段艰难时期。我要说的是，总体上年轻人将会从良好、扎实的文科教育中受益，我本人就是如此。

　　如果你计划上两年大学，然后确定毕业后能被一家公司招募，你从事的工作、职业、领域在成长而不是萎缩，那当然也不错。

　　不过，我认为我们在教育方面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学生从幼儿园或幼儿园之前，直到在学校14、15年或是16、甚至20年后，这期间确确实实学到了在现代技术经济中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技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单单希望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我还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数学专业、自然科学专业毕业生，工程专业毕业生。我想我正在描述的后泡沫经济时代，会重现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均衡，不管是以营销还是迎合大众还是服务或者什么形式。这些都是不错的工作，不过由于自动化和技术上的先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占经济巨大百分比的情况不会重现。

　　问：服务行业有它的优势对不对？更少受伤。

　　奥巴马：对，还有更少的疲劳。我一直在说，如果一个沃尔玛售货员和一个汽车工人一样，每小时拿25美元，那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我觉得那些有魅力的工厂有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制造业文化。净竞选中我每走进一家工厂，就能看见那些庞大的汽轮机（非常漂亮的东西），那种感觉跟你走访一家零售店是不一样的。

　　更为宽广的意义在于，如果你审视一下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对手（中国、印度、欧盟、巴西、韩国），这些国家正在拥有受过最优秀教育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把自身的技术背景、科学背景转化到技术应用之中，这些国家将在经济发展中拥有巨大优势。

　　为了保持美国的经济实力，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人才。

　　美国女性能成为家庭经济支柱

　　问：工厂里现在显然是男员工占了多数。虽然我知道总统先生的祖父并不是工厂工人，我还是想起了你的祖父母。你提到你的祖母收入高过祖父。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家庭是一个宏大潮流的前驱者：虽然还有性别歧视，还有明显的收入差距，但是男性员工的收入已经徘徊不前，而女员工的收入已经在抬头。

　　现在很多在通用、克莱斯勒以及其他公司供职的男职员有跟你祖父相同的失感受。你觉得男性员工的职场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奥巴马：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就像我说过的，如果你走进美国中西部的工厂，跟那里的工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技能，他们为自己的产品感到由衷的自豪。对他们来说，制造业的衰退不单单代表收入的损失，某种程度上更是生命的缺失。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应当由各种不同的工作组成，不管是在建筑领域还是制造业中，都应该让那些掌握高超机械技艺的人有一席之地，让他们用双手来施展技能。他们将会在整体经济中占据较小的空间，但这些工作不应该就此消失。对于下一代，我们需要做的是，为此类工作找到新的位置。

　　这些工作还是充满前途的。我在竞选中访问西雅图的麦金斯特里公司时就说过，在那里我看到大批带着安全帽的工人和工匠正在翻新大楼，他们所从事的制造业已跟父辈不大一样，但是他们正在运用相同技能，建造更为节能的医院、学校，还有办公大楼，为整个经济提供巨大的价值。

　　在制定经济复苏的一系列计划时，我极力推荐了智能电网工程，这是一项类似于洲际公路的大工程，将会对能源应用产生巨大影响。除了工地选址，这种典型的政治司法争斗外，建造智能电网最大的障碍就是需要大量电气工人来铺设线路。不要说没有多少人对这些工作感兴趣，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努力使职业培训跟上实际需求。这正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帮助指导和控制教育发展，以满足未来的需求而不是过去的需求。

　　问：你也鼓励那些原本不能愉快工作的人们轻松愉快地工作吗？比如，护理是一个收入优厚的行业，现在人员也短缺。

　　奥巴马：护理和教师行业都需要更多的人员。我一直在说如果学校能有更多的教师，尤其是在那些单亲家庭盛行的内陆城市，这将会是件大好事。

　　我们都知道，许多女性员工占多数的职业薪酬水平都偏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承认即使不能胜过男性，女性也能成为跟男性一样的家庭经济支柱。因此，消除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和职业间收入差距，变得十分关键。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努力实现目标，比如通过了《莉莉列得贝塔同工同酬法案》。

　　如果护士们和教师们以及其他一些女性占多数的行业薪酬水平开始上涨，你会看到更多的男性从事这项职业。虽然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诡辩，但是，如果有更多男性进入这些行业，那些认为某些行业是女性行业的刻板成见，那些源于认为女性不能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针对女性的偏见，都会随之烟消云散。

　　问：有没有你妻子收入高过你的时候？

　　奥巴马：当然有过。也许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我担任州议员的期间大部分时间身兼三职。我一边在兼职执业律师，另一边还在大学任教。所以，如果把各项收入都加在一起，我的收入还是高了那么一点。不过，开始竞选联邦参议员后，我只好放弃了那些工作，然后米歇尔就成为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政府要务是医疗改革

　　问：你表示过医疗现在是政府第一立法要务。医疗系统现在运转的模式是，病人去看医生，医生告诉病人需要什么治疗，病人接受治疗，不管花费如何或者效果怎样，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小的概括。总统能不能讲一下今后人们到医院看病有怎样的变化？医疗改革完成后，人们切身体会到的医疗服务会有哪些不同？

　　奥巴马：首先，我想病人已经以一种有益的方式更多的参与到治疗之中。这一点应该继续鼓励，直到病人能得到更多的自身健康的信息，这是有益的。

　　但是我也一直在说，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病人的作用，甚至让病人代替医生主导治疗。从我的经历说起，看病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听话病人；我知道问医生正确的问题。不过，最终，医生才是那个拿了医学学位的人，所以，如果他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什么情况，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不会跟他争吵或是上网找找有没有比他更权威的说法。

　　从那种意义上讲，医患之间总是存在一种信息的不对称性。我想政府能够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充当一个估价、评估医疗服务的调停人。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方面政府当然要充当这一责任，这些费用由纳税人承担，我们有责任进行控制。

　　问：现在我们正在为很多无益于公众健康的事情买单。

　　奥巴马：所以，我和彼得·奥斯泽格谈及利用相对有效的研究在控制花费上的重要性时，没有试图宏观调整医患关系。知道吗，告诉患者实情也是一种尝试，我们看过一些临床分析研究，了解其中情况的人得出结论，成本是红色药片一半的蓝色药片，和红药片同样有效，病人应该直接去拿蓝药片。如果医生硬要你吃红色药片，那么你至少应该问一些有分量的问题。

　　问：这会很容易吗？就像总统说过的，人们对医生怀有信任。人们会不会说：“等一下，医生告诉我吃红色的药片，然后政府说要帮我省钱，告诉我吃蓝的……”

　　奥巴马：这样说吧，我其实认为大多数医生都想对病人负责。如果他们得到正确的信息，他们会据其工作的。

　　现在医疗系统存在一些扭曲，遍布从药品销售商到邀请医生护士旅游再到行业内的回扣等方方面面。有些事情政府进行了控制，另一些事情则深入到了医疗业的文化之中。但是我认识的医生们（给我看病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想他们在很认真的对待他们的工作，并为病人的利益着想。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在特定的激励机制下工作，也有着自己的习惯。

　　如果事实证明一个佛罗里达州的医生在当地治疗病人的成本比在明尼苏达州要低25%，而他们的收入却和明尼苏达相当，那么我们需要南下佛罗里达，告诉佛罗里达的人们，明尼苏达的治疗成本比佛州高了25%，但是医生收入却持平吗？这么做的话是应该的吗？我认为这些话会让人们省下一大笔开支，会带来不小的益处。

　　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医疗服务更严重的问题，它跟医疗相关，是临终医疗。

　　问：是的，每多一周就得花2万美元。

　　奥巴马：的确是。我最近刚经历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可能在私下场合讲过这个事情，我在竞选的时候，祖母病得很重，她得了癌症，诊断确定是晚期。诊断确定后2到3周，她摔伤了，髋关节骨折。诊断显示，祖母有轻微的中风，中风导致了她的摔伤。

　　她躺在医院，医生说，看吧，你可能有--可能你还有3个月时间，也可能6个月，又或许是9个月。因为你的心脏虚弱，如果对你的髋部进行手术，存在这种风险--你知道，有可能你的心脏没法承受。不过，如果不做手术就保持现状的话，你就只能这样度过余生，生活质量也会很糟糕。

　　她选择了接受髋关节置换，之后大约2周情况良好，但是突然情况就急转直下。

　　我不清楚髋关节置换术要花费多少。但是因为那是我祖母我也会出钱的。总的来说，替我祖母或者其他任何人上了年纪的父母、祖父母作出决定，在他们病情晚期安排髋关节置换术，都是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有人告诉我祖母不能接受手术，她需要躺在痛苦中走过最后的时光，那就太让人伤心了。

　　问：对于那些没能力支付手术费用的人，生命就更艰难了。

　　奥巴马：这里你引入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道德问题，这也需要很多资金投入，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慢性疾病和那些临终的病人有潜力占到医疗支出的80%。

　　问：那么，我们怎么应付这个问题？

　　奥巴马：我认为需要有一场由医生、科学家、伦理学家指导的对话。然后，再进行一场非常困难的民主对话。在美国只通过一般政治渠道来作出决定是很难想象的。所以，需要一些独立组织提供指导。这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会提供一些帮助。你们将来可能看到的一些变化，现在可能正在国会山进行的丰富的医疗对话中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