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近日从山西朔州市公安局获悉，朔州市一名小学生给市委书记写信，诉说自己家人常遭到一帮人无故迫害的事件，引起市委书记高度重视。日前，朔州市公安局将这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功打掉。

　　在法治不彰的古代社会，这个故事或许会成为一段佳话。而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家方略15年后，这样的新闻读来却备感辛酸。

　　其一，它表明“清官”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重要的价值；假设这位小学生的信，寄给的是一位贪官或昏官，那么石沉大海将会是他能期待的最好命运。其二，它表明要维护正当的权益就得借助于非正常的维权方式。小学生给市委书记写信，在“非常规化”上，与爬塔吊、玩自残相比，并无二样。网络中，有更多这样的“非常规化”维权，在网络举报日益“常规化”后，举报人只好变成“标题党”，试图通过一个个骇人听闻、百年未遇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进而才有获得关注的可能。

　　我还没见过这封朔州小学生写给市委书记的信，这封信是否出自大人们的代笔也未为可知。但根据报道，正是这封小学生的信引起了市委书记的“高度重视”，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因此倒下。在此之前，这个团伙“一直盘踞在朔州市神头电厂生活区，以开洗头房为名，拉拢闲散人员，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描述，如果没有这封小学生的信，如果没有书记的“高度重视”，这个团伙还在逍遥法外。当地治安的真实状况，以及当地公安部门对治安问题的麻木与失职，可窥一斑。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地逍遥三年多时间，难道没有群众反映，没有受害人举报？就算是群众迫于黑恶势力而失声，作为公安部门基层触角的派出所难道也一无所知？

　　必须承认，小学生给市委书记写信并因此而打掉了一个黑恶势力团伙，这绝非维权的常态，更不可期待。公安部门之所以有雷霆行动，且成效显著，并不是因为小学生的这封来信，而是因为市委书记的“高度重视”。而法治所要求的，却是公安部门对每一件来信来访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书记理应看到当地民众常规化维权管道的堵塞——相比起个案的解决，确保公民救济制度的常规化运转，对于民生而言更具实质意义。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