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涉法涉诉信访难题
本报记者 赵阳
“告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了结果!”9月17日,来自山西省某地区的一位上访人走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驻山西接访组的接待室,结束了多年的上访生涯。
来自最高检驻山西接访组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9月20日,接访组共受理上访案件40件。
近日,记者赴太原实地采访,亲身感受到了接访组接访的整个过程。
“我相信你们”
在挂有山西省检察院举报中心的牌匾旁,新近挂上的蓝底白字、印有最高人民检察院驻山西接访组的长方形牌匾,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李俊生怀揣着几天前的《山西日报》,抬头看了看牌子,走进了最高检驻山西省接访组的接待室。报纸上最高检派出接访组到山西下访的消息下面,被李俊生重重地划上了横线。
“我不服,我要向最高检申诉。”一进门,李俊生操着浓重的口音,情绪有些激动。
来自阳泉市的李俊生,为了给死去的儿子讨一个说法,几年来不断上访,几乎成了一名上访常客。
“老李,先别急,慢慢说。”接访组副组长杨秉恒站起身,给李俊生倒了一杯水。
望着略带微笑的杨秉恒,几年来埋在李俊生心里的话一下子全被倒了出来。
10分钟,20分钟,尽管李俊生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可杨秉恒始终在认真倾听着,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整整30分钟,李俊生的叙述不曾被打断。
“老李,你的事我大概听明白了,现在我简单说一下,你看对不对。”杨秉恒看着笔记本简要地复述着。
接着,杨秉恒又说:“老李,你看过我们的公告吗?”
“看过。”李俊生的情绪缓和了许多,“我就是想找你们解决问题的。”
“老李,实事求是地说,你的这个案子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回重审,正在走司法程序,不属于我们管辖。”
听完杨秉恒的话,李俊生低下了头,有些不知所措。
“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杨秉恒接着说,“你先等判决,如果你对判决不服,可以再找我们。”
“好,我相信你们。”李俊生站了起来,紧紧握住了杨秉恒的手。
“由于客观原因,上访者的问题一时不能得到解决,难免情绪失控,说话过激,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他们,安抚他们冷静下来。”望着李俊生走出大门,杨秉恒有些感慨地对记者说。
“学会理解信访人”
原定早8点正式接访。7点30分许,杨秉恒就做好了准备工作:穿上检察服,戴上了胸牌。
8点钟刚过,第一位上访者走进了接访办公室。
“你好,我是2024号接访员。”面对每一位上访者,杨秉恒的第一句话,总是这样介绍自己。
趁着接访的间隔,杨秉恒拿起水杯,猛地喝了几口,更确切地说,是在往肚子里倒水。“实在太渴了,有时一上午一口水都喝不上。”杨秉恒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喝完水后的杨秉恒查看起了放在桌子上的来访记录。
“要学会理解信访人”,杨秉恒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接访原则。
“昨天的上访人有7个,情绪比较激动,甚至还出口伤人。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与他们正面冲突,就会引起矛盾的激化,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杨秉恒对记者说,多数人合理反映诉求,只是情绪比较激动。只要没有严重影响信访秩序、没有违法,我们就应当调整心态,多从对方角度考虑,换位思考,采取灵活的手段、变通的方式,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把问题解决了。
“多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作为最高检赴山西接访组的组长,最高检举报中心处长何延安9月8日晚赶到了太原。
“我还在外地出差,接到任务后,我就直接赶过来了。”对于这种长期奔波在外的工作,何延安似乎早已习惯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那些上访的老百姓才是最苦的。”何延安用手指着在接访室里认真填写着来访信息表的上访群众对记者说。对于已经从事13年信访工作的何延安来说,他更愿意站在群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听说我们来太原后,上访人员急剧增多。”按照何延安的统计,山西省检察院在接访组来晋之前4天,其接访案件18件。接访组开始接待后,4天接访81件,是接访组来晋之前的4.5倍。
“这反映出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要多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何延安说。
来太原已经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可何延安一天也没有跨出接访组的驻地。“哪有时间啊。”何延安说。
按照规定,早8点开始正式接访,中午只能简单地吃上一口饭,紧接着又开始下午的工作,直到5点。吃完晚饭后,作为接访组的组长,何延安还要把接访组成员召集在一起,对一天的接访工作进行小结:不服检察机关决定的有几个,举报的有几个,不服法院判决的有几个。
在最高检驻山西省接访组的大门外张贴的公告上,记者看到,工作组受理的范围很明确,接访组要负责接待、受理依法应当由最高检管辖的、已经省级检察院审查处理的申诉案件、以及应当由最高检查处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举报案件。
但是,何延安告诉记者,尽管公告上明确规定,工作组不受理越级上访的案件,但是目前他们接待了很多此类案件,接访组成员在了解情况后多数会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指导。
“属于最高检管辖的,我们百分之百努力,不是我们管辖的,我们会劝上访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何延安说,“我们下到基层,就是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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