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师德“麦当劳化”播下龙种收跳蚤

　　“师德量化”之辩

　　在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研讨会上，湖南省推出全国首个Credit SPMS学校智能绩效考核管理系统，令润物细无声的师德可以“以量计算”（9月28日《长沙晚报》）。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出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的考核办法，明确了绩效考核将和师德挂钩，不与升学率挂钩，并将出台师德量化标准（9月21日《扬子晚报》）。

　　1、师德“麦当劳化”，播下龙种收跳蚤

　　西方谚语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师德量化考核动机或许良好，但结果不一定良好，甚至……

　　首先， “师德量化标准”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恐怕没一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此外，道德是可以量化的么？只怕没人能称量得出某一行为在道德的天平上有几斤几两。即使是同样的行为，在某种场合是道德的，在另一场合却可能是不道德的；在某种文化中可能是道德的，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不道德的。

　　道德，外在表现为遵从，内心表现为认同。就算道德是可以测量或量化的，最多也是量化了遵从。是否认同天知道。

　　“师德量化标准”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为了获得高水平的可以转化为个人经济收入的师德分，老师们争相在“钦定”的师德指标上作秀，而忽视了“非钦定”的其他更有益于学生的教育教学行为。

　　“师德量化标准”是一种非常独断、非常霸道的评价方式，可称之为师德的“麦当劳化”。[编者注：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由社会学家乔治·里兹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提出，指速食餐厅的准则正在支配社会：以标准化的程序来生产和控制员工，只考核可量化的指标，如“销售量”，而非“味道”。] （广东 宕子）

　　2、若道德走不下神龛，责任义务皆虚无

　　反对师德量化者的声音貌似磅礴，秉持的还是一个古老逻辑：道德是形而上的，不能也不应拿个量器来称量。比如，崇高、美好、善良、纯洁，它们永远是缺乏度量衡的。这话看起来有道理，然而，如果师德是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只能用来顶礼膜拜或者幻想意淫，而不能落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来，我们还要师德干嘛？比如在国外一些著名的高校，年迈的校长给学生打伞的例子很多；而在我们的高校，学生能给露天做讲演的校长撑伞却成了一种荣耀——这背后，究竟有没物化的“师德差”？

　　妄论道德，最终只会虚化了道德；奢谈道义，最后只会靡费了道义。我们不妨看看反对师德量化的一些主流观点：有说师德无可衡量、在工具理性上行不通，假设这个理由成立，那么，我们的“道德标兵”、“师德模范”是怎么评选出来的？有人说师德量化就是师德商品化、道德功利化，这话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师德的行为主体是人，是人就得吃饭生存，给与师德制度性的回报，总比鼓励别人“默默奉献”人道得多。

　　更深处说，我们对师德量化的担忧，其实只是一如既往的道德泛化情结在作祟，都害怕把道德从神龛上取下来，害怕道德这东西一旦与踏踏实实的规则、秩序相结合，我们就失去了某种批判的制高点，就需要肩负看得见的责任与义务。

　　铁不是恨成而是炼成钢。道德构建同理。（江苏 宋桂芳）

　　3、计算机算出的“师德”怕只是“官德”“商德”

　　从这端将“10项标准”输入计算机系统，在那端，一个教师的师德水平、程度便迅速被“量化”出来了， 事情当真有如此轻松、简单、美妙？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这也就是说，而过度刻板、工艺化的机械、技术手段，实际上是非教育乃至反教育的。所以，人们只会把教师比作“园丁”，而不是“技师”。那么，以“技师”的职业规范去要求“园丁”，我们能得到“师德”吗？

　　师德的不彰、凋敝，责任都在教师吗？或者说，教育绩效低下，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严格细密的师德考核系统和技术手段吗？不是！无论是作为独立的人文价值，还是见证教育品格的师德，它的生成、壮大，都不是单凭技术手段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个能祛除功利化、商业化，凸显教育公益本色的教育发展制度，一个祛除权力化、行政化，充分尊重教育及教师主体地位的教育管理制度。

　　如果我们教育总是受到非教育的东西严重侵蚀，异化为一种高度功利、权力化的存在，不得不依附和顺从于利益和行政逻辑，那么，作为教育直接载体的教师，就不可能有独立、直接向教育本身负责的师德，顶多只会是一种受制于等价交易、上命下从逻辑的商德、官德而已。 （湖北 张贵峰）

　　4、“被动高尚”未尝不是好事儿

　　所有的作为“美”的品德，无论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都无法逃脱社会性的约束与评判。不管是对于善或者美的认定，或者是对恶与丑的鉴别，必须有约定俗成的大众认可与约束。

　　我国古代，选用老师非常看重“德”。《后汉书·成帝纪》中汉成帝的诏书明确规定，博士既要“明于古今”、“通达国体”，还要“尊道德”。《明太祖实录》载：各堂教官所以表仪诸生，必躬修礼节，率先勤谨，使其有所观瞻，庶几模范后学。而在国外，不少发达国家，也对教师的师德规范有明确要求。尽管少有直接与工资挂钩的，但很明显，师德对于教师能否执教称职，有着很强的约束性。

　　尽管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还是公众朴素的要求，都要老师必须是“德高为范”者。但在现在看来，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期待与要求，显然忽略了老师本身是一个“人”。而尤其是在当下语境中，无论是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是具体的经济收入都无法与其社会要求相匹配，又岂可牛拉车不给牛吃草？

　　把师德量化，并与绩效直接挂钩，尽管从暂时来看难以接受，但在经济人的假设上，以经济刺激达成老师师德的回归，哪怕实现的只是“被动高尚”，也显然聊胜于无。（广东 刘长锋）

　　5、现在“量化”的是底线非师德

　　湖南的师德考核细化到10项量化标准，包括“体罚、变相体罚造成严重影响的；以权谋私造成重大影响的；黄赌毒情节较为严重的；出现乱收费现象的”等，并提及每违犯一项，视情节扣5到25分，后果严重者取消当月奖金。这些都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也算“师德”范畴？

　　一个基本合格的教师，与一个师德高尚的教师，区别十万八千里。如果按照这种考核的逻辑，在日常工作中遵章守纪、不迟到不早退的上班族们，大概都可以成为劳动模范或者道德楷模了。这样的考核，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师德的标准。

　　倘若每一个教师都怀着一种不违规就达到师德要求的错位心态，那么，那种千百年来我们所讴歌赞颂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为人师表的情操和精神，就会变成一种遥远的“神话”。

　　（山东 陈一舟）